在南投縣埔里鎮愛蘭橋頭,有一座紀念二七部隊在一九四七年發起的烏牛欄戰役的紀念碑。紀念碑設置的地點是戰鬥發生地愛蘭橋頭,昔日晃晃悠悠的吊橋已改建爲平穩公路橋,七十年過去了,除了週邊陸續新建起密布的房舍,山川景色依舊。

當我們抵達現場時才發現,幾條不同方向的公路,將紀念碑和小花園分割在路的一側,沒有提供給行人通過的斑馬線,若遵守交通規則,永遠無法過去;若是開車過來,附近也沒有設置停車位。我們將車停在很遠的地方,在公路邊上等候許久,看到各方都沒有車輛疾馳而過,這才戰戰兢兢地穿越公路,整個過程相當驚險。

這就是台灣某些政府部門設置紀念館和紀念碑時常常犯的嚴重錯誤。官員們以為只要設立了紀念館和紀念碑,就完成了轉型正義的任務,卻不考慮紀念館和紀念碑的空間是否開放和安全,更不在乎紀念館和紀念碑能否最大限度地被公眾所看到和所認知。很多紀念館建成後,由於後期缺乏基本的管理、維護和運作,不幸淪為人跡罕至的蚊子館;很多紀念碑建成後,就如同這座烏牛欄戰役紀念碑,被公路所限制、被其他建筑所遮蔽,難以讓人近距離地參觀和憑弔。

不過,在台灣諸多二二八事件紀念碑中,烏牛欄戰役紀念碑讓人眼睛一亮,也不枉我們冒著生命危險前來觀看。

我看到過的很多二二八紀念碑,設計和修建草率而粗陋,讓人感到政府似乎沒有用心。有的又用力過度,如台北二二八紀念公園的那一座,居然附加十多種象徵寓意,簡直可以寫一本小冊子來闡釋,讓普通參觀者不明就裡、一頭霧水。

這座二零零四年設置的烏牛欄戰役紀念碑,由雕刻家白滄沂創作,作者也因為這件作品在全國天雕藝術參展比賽中得名。所謂天雕,就是保持原木雕形態及紋理,不動一斧一刀,以其天然、自然的樣貌取勝。創作者取材於天然朽木,用一片殘缺的帶有滄桑感年輪的朽木爲底,再製作模子,翻鑄爲青銅。

最簡單的設計,往往能得到最佳的視覺效果和藝術衝擊力。該雕塑的寓意是「圓而不圓」,所謂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看似一個大圓輪狀,卻有殘缺腐朽的部分,象徵人的生命被暴力摧殘,卻始終焚而不毀,亦對應著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回憶錄的書名《火的刻痕》。就藝術性而言,這座紀念碑遠勝於台中市內新落成的那座二七部隊紀念碑。

在紀念碑的碑座上鐫刻有碑文:

一九四五年八月終戰,台灣欣喜脫離日本殖民統治,殷盼國府仁政,詎料接收台政的行政長官陳儀,歧視台民、不恤民情、剛愎自用、官紀敗壞,加以物價飛漲、民生凋敝,官民關係如鼎沸,大有變起旦夕之勢。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台北因查緝私菸,打傷女販,誤殺路人,當局處置失當,民變因起,迅即燎原台島,本縣各地紛起響應。

縣境最激烈之戰役,為三月十六日由台中青年學生組織之二七部隊與國軍二十一師在埔里烏牛欄(愛蘭)的會戰,學生軍奮勇迎戰,但兩路受敵,彈盡援絕,奮戰竟日終於當晚十一時許埋藏武器後散逸,事稱「烏牛欄之役」,亦是二二八事件最後一役,旋台灣戒嚴近半世紀,清鄉鎮壓牽連無辜,人權受嚴重箝制。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歷程之共同記憶,本府結合歷史與藝術,設置「圓而不圓」紀念碑,象徵全民心靈寄望之和平,與互相依存的族群融合。祈這塊土地上之子民,體諒當年環境特殊,引為殷鑑,放眼未來,用愛與寬恕,療撫傷痕,追求公義,尊重人權,守護民主台灣永遠和平。天佑南投!

南投縣長 林宗男 謹誌 二OO四年四月吉日

鍾逸人:二七部隊的命名者

在簡單的碑文背後,隱藏著許多動人的生命故事。二七部隊的當事人,存世者屈指可數,鍾逸人是最具傳奇性的一位。我們前去拜訪他時,九十六高齡的鍾老先生自己開著一輛手排擋的老舊豐田車出來給我們帶路。我告訴兒子説:爸爸、媽媽和你的年紀加在一起,都沒有這個爺爺大!兒子將眼睛睜得大大的,大概他從未見過如此高齡且身手敏捷的老人。

鍾老先生住在獨門獨院的別墅中,一個人打理院子、花園和池塘。他忙來忙去,給我們切了一大盤西瓜,一邊吃西瓜,一邊跟我們聊陳年往事。早年,鍾逸人留學日本,結交左派同學,閱讀日文的左派書籍,包括周佛海的《三民主義淺説》,那時祖國的書讓他覺得稀罕和寶貴。他最推崇的人物是西鄉隆盛和甘地,在宿舍裡掛著這兩個人的肖像。日本特高將他抓去關押七天,然後強迫他參加日本陸軍,擔任後勤人員。

戰后,鍾逸人回到台灣,在嘉義辦報。台北發生二二八事件,鍾逸人和作家楊逵在台中地區倡議召開市民大會,獲民眾熱烈響應,有近千人參加。大會決議進行遊行示威,眾人旋即抵達錦町派出所,在成功解除警方警備武裝之後,扣留所有槍枝彈藥,和平佔領警察局。

緊接著,鍾逸人整編了台中多個民間武裝團體,駐紮於台中「干城營區」。四月三日下午四點,他在大會上宣佈:茲將民主保衛隊取消,成立二七部隊。因為二二八事件發生在前一天的二十七日晚上,為了糾正陳儀顛倒是非的說法,強調紀念血淋淋的二二七之夜台灣同胞被慘殺的日子,將部隊命名爲二七部隊。二七部隊有黃信卿為首的埔里隊,以何集淮、蔡伯勳為首的中商隊,以呂煥章為首的中師隊,李炳崑為首的建國工藝學校學生隊以及黃金島為首的警備隊,其後並有民眾陸續加入。

鍾逸人因為有領導才能,能說會道,且在日本軍隊中有軍事經驗,被眾人推舉爲部隊長。這支數百人的部隊,軍官大都是昔日的臺籍日本兵。鍾逸人在回憶錄中説:本部隊的編制、軍紀、口令、乃至配備一律按照日本陸軍的制度。在大家都不太會説自己都母語——台灣話,也不會説北京話的時候,這種規定尤其須要。何況所有隊員,過去都受日本嚴格軍事教育,依照日軍的口令,較能適應。不過,這支數百人的軍事力量,實際上並不具備多大的戰鬥力,他們的裝備很差,只有日軍留下的二十多支九九式步槍。

即便如此,因為官兵身穿日本陸軍和飛行團軍服,謠傳説有不少在南洋身經百戰的日本軍人加入,使得前來鎮壓的國軍二十一師頗有忌憚,沒有像在其他城市那樣大開殺戒,後來追蹤到南頭浦里,亦步步為營,不敢貿然進軍。鍾老先生講到這裡,朗聲大笑,笑聲震動屋宇:蔣介石説他打敗了日本,其實他是日軍的手下敗將,他心中很害怕日軍!

鍾老先生特別提及,他在二七部隊成立時,提出大部分參與者的政治訴求:希望國民政府准許台灣能如愛爾蘭之於大英國協那種地位。這一點相當重要,以前二七部隊常常被說成是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黨所策動、領導的,是相信共產主義理念的人爲主體。鍾老先生則指出,雖然他早期受左派思想影響,但後來並不認同共產黨的理念,而贊同民主自由價值。那時,他們並無台灣獨立的想法,但像愛爾蘭那樣高度自治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我忽然想到在中國被譽為自由聖女的林昭的思想淵源——林昭的父親彭國彥在東南大學的畢業論文,就以《愛爾蘭自由邦憲法述評》爲題目。彭國彥與鍾逸人的人生並無交集,但他們都是熱愛自由的人,在毛澤東極權統治的中國和在蔣介石威權統治的台灣,其命運必然是悲劇性的:彭國彥在女兒被捕之後服毒自殺,鍾逸人則入獄十七年。

黃金島:烏牛欄戰役的指揮者

鍾逸人並未隨二七部隊之一部撤退到浦里山區,烏牛欄戰役的指揮者爲時任二七部隊警備隊長的黃金島。我有幸採訪到九十二嵗高齡的黃金島老先生。老先生居住在台中郊區一套一樓公寓,他的一個兒子與他同住,隨時照料。老先生講流利的日語和台語,不會説普通話,由他兒子和同行的友人幫助翻譯。

黃金島老先生説,他是日本海軍士官學校畢業生,在南洋戰地親歷過戰爭的洗禮,後來駐守日本橫須賀軍港。日本戰敗之後,他回到台灣,二七部隊成立時,因為有丰富的作戰經驗,被任命爲警備隊長,負責訓練一百多名學生兵,並維持市區秩序。

當二十一師進軍台中時,爲了避免造成平民傷亡,二七部隊移師南投浦里,希望依托山區的複雜地形,與國軍正規部隊對抗。然而,實力懸殊,這是一場不可能取得勝利的戰爭,但他堅信,英雄不在於他比任何人更勇敢,而是他能堅持到最後五分鐘!

烏牛欄之戰爆發的那天清晨,送到防守綫的飯糰已經冰冷,黃金島在烏牛欄南側附近的農家,找到一位在海南島認識的軍屬,請他把飯糰搬到屋裡去蒸熟。正在此時,外面響起槍聲,黃金島立即帶領同行的兩個弟兄往外衝,從此再也沒有機會回到那間屋子,至於那些飯糰,更沒有口福了。

溪北山巒上二七部隊軍此起彼落的槍聲,造成國民黨軍隊的誤判,以為二七部隊的防守線部署在溪北,先頭部隊於是聚集到溪南,正好集中在黃金島等人駐守的山巒底下的窪地。位於國軍正上方的黃金島,甚至聽到國軍官兵發出的嘈雜聲音,遂依聲音判斷扔下四顆手榴彈,重創國軍先頭部隊。

國軍試圖往東包抄,遭二七部隊軍火網擊退。因國軍已有不少傷亡,且不了解二七部隊實力,更害怕其中有身經百戰的日本兵,不敢輕率猛攻,逐漸往南沿著山壁向東迂走,試圖包圍二七部隊。

雙方鏖戰一整日,國軍陣亡十一人,受傷九人;二七部隊戰死四人,彈盡援絕。由於援軍遲遲不到,黃金島擬定突圍求援計劃,有一名士兵在山壁開槍吸引敵軍注意力,他則迅速跑過吊橋。多年以後,黃金島在回憶錄中描述此九死一生的時刻:雖然橋面只有一百公尺左右,但感覺特別長,那時我腦中只是不斷叫自己往前衝。衝到橋尾後,心中浮起緊張又興奮的感覺……這突圍成功的快感,直到半世紀後的今天,仍難以忘懷。

當黃金島趕往總部所在的武德殿,才發現主要領導已不知去向。他只好再返回前線,對堅守陣地的最後一批戰士展開救援行動。十七日凌晨,倖存的二七部隊戰士,在黃金島的安排下,趁著天黑,化整為零,突出重圍。

在台灣中南部的武裝鬥爭中,以二七部隊抵抗最久。二十一師在此戰役中投入二千四百八十名官兵,而抗暴軍不到四十名。若以國共內戰動輒數十萬軍隊血腥廝殺的規模而論,此役實在算不上是戰役,但它是二二八事件期間唯一形成兩軍對壘的戰鬥。

之後,黃金島被捕入獄,曾被關押在泰源監獄和綠島山莊多處監獄,也曾跟柯旗化成為獄友,並在獄中受洗成為基督徒。出獄後,他投身台灣民主運動,幾乎每役必與,自稱民主農夫。他發現當年傾力支持的施明德、許信良等人蛻化變質,自己依然默默耕耘,從不放棄,用生命實踐了在烏牛欄山上勉勵弟兄們的誓言:世間最完美的人,便是那些在生命的逆流中含笑以應的強者。

謝雪紅是二七部隊的最高領導者嗎?

由於謝雪紅、楊克煌等共產黨人的介入,二七部隊在中共的歷史敘述中被當作共產黨策動和控制的、台灣人民反對國民黨暴政的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吊詭的是,如果這樣一種歷史定位成立,放在國共內戰的框架下來看,國民黨對二七部隊的鎮壓就有其合理性,任何一國政府在法理上都有權動用國家暴力機器鎮壓顛覆政府的武裝反叛。而且國共兩黨的血腥廝殺,雙方都無正義性可言。

在我看來,如果二七部隊真是共產黨武裝,這隻武裝一旦擊敗國民黨軍隊,甚至如謝雪紅所願,在此武力基礎上成立人民政府,台灣未來的命運將比國民黨的統治更加黑暗。如四十年《觀察》雜誌的主編儲安平所説,在國民黨的統治下,自由是多與少的問題;在共產黨的統治下,自由是有和無的問題。

對於謝雪紅的評價也是如此。有些台灣獨派人士,因為謝雪紅反對國民黨,將她視為同道,殊不知她是另一種大中華主義者,她從未效忠台灣,她的祖國是中國。有些女權主義者,則將謝雪紅視為台灣女性解放的先驅,殊不知在共產專制體制下,女性將面臨更大的壓迫與奴役。近期甚至發生台灣聖山園區爲謝雪紅塑像的事情,正表明在今天的台灣,歷史觀和價值觀何其混亂。

深受共產黨戕害的我,對謝雪紅這樣一名共產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毫無好感,對她後來在中國成為共產黨黨內鬥爭的犧牲品、悲慘地死去,也並同情心。我對謝雪紅的厭惡,如同對陳映真的厭惡。他們這類極左派,只是沒有掌握權力,一旦掌握權力,殺起人來毫不手軟。謝雪紅未必就比毛澤東的老婆江青更加善良。

鍾逸人和黃金島曾是併肩作戰的戰友及難友,他們對二七部隊歷史的描述卻有相當的差異,兩人因此發生激烈論戰。不過,他們的回憶中有一個共同點是:二七部隊是台灣民眾自發組織的抗暴部隊,不是共產黨的黨軍;謝雪紅被台中處委會開除之後,依附於二七部隊,並非二七部隊的領導者,也未參與實際戰鬥。兩人對謝雪紅及其身邊的共產黨人的評價都很低。

黃金島回憶説:當時,謝雪紅四十多歲,他自己才二十一嵗,比謝雪紅晚了一輩。不過,他只關心如何打仗,對意識形態不感興趣。謝雪紅有很高的知名度,口才也好,具有煽動性,但她不懂軍事,沒有作戰經驗,並沒有實權。掌握二七部隊軍事指揮權的,是一班在日軍中服役過的台灣籍官兵,二七部隊的主力不是共產黨。

黃金島還提供了一個不為人所知的細節:烏牛欄戰役還未打響,三月十四日下午,中共台灣省工委台中市負責人謝富突然現身埔里武德殿的台灣抗暴部隊司令部,傳達共產黨員立刻停止一切活動,並隱蔽起來以保持組織力量的密令。於是,包括楊克煌及誓言戰到最後一兵一卒的謝雪紅等人,未開戰就率先潛逃了。黃金島等前線戰士,並非共產黨員,不接受此一命令,繼續戰鬥到最後時刻。

鍾逸人倒是跟謝雪紅有更深的淵源:他們是同鄉,還是鄰居。謝雪紅跟鍾逸人的母親同年,曾經一起在日本人的糖廠當女工。謝雪紅年輕時還幫日本人帶過小孩、洗過衣服。當鍾逸人成年後,跟謝雪紅見面,叫她阿姨,謝雪紅這才想起鍾逸人就是昔日的鄰家小孩。

然而,這段淵源並沒有讓鍾逸人對謝雪紅親近,他一直對謝很反感,認為謝趾高氣揚、剛愎自用。謝的心腹只有幾個人,居然想奪取二七部隊的控制權,就連當時左傾的楊逵也非常不喜歡謝雪紅。關於謝雪紅干擾指揮系統,鍾逸人提供了一個細節:謝雪紅擅自派遣一半的留守部隊去看管四百多名被俘的陳儀軍俘虜。然而,看守都是毫無經驗的學徒兵,稍有疏忽,後果不堪設想。而且,與收容房相連,六號與七號房裡面堆滿多達兩萬箱日軍遺留的手榴彈,如果這些武器流失,台中市民所蒙受的危險與災難更將不堪設想。鍾逸人忍無可忍,大聲咆哮:你們愚蠢亂紀,擅自破壞指揮系統,不顧市民生命安全!謝雪紅從樓上下來,兩手叉腰,兩眼圓睜,頓足反駁:我怎麽不能指揮?鍾回答:你當然不能指揮,你不過因有人要槍殺你,我不忍心,才讓你留在這裡接受保護!

後來,謝雪紅等人發現二七部隊深受民眾支持,便提出成立人民政府,並選舉人民市長的計劃。鍾逸人在回憶錄中寫道:不論他們的提議是否爲唯一的選擇,祗要人民政府的人民兩個字出頭,祗要謝雪紅本人出面,便必然註定要失敗!必將遭到絕大多數市民的反對和排擠。長久以來,不僅台中的知識份子和大多數的人,一聽到人民協會就嘔氣,就連以前台灣農民組合幹部、馬克思主義者、有名的普羅作家楊逵夫婦,都曾為之側目俾倪。如果現在又來個人民政府,那豈不天翻地覆,一般群眾對二七部隊的支持和同心,轉瞬間,將變成唾棄和離心!所以,謝雪紅玩火自焚的計劃未能實施,如果不是鍾逸人等人反對,該計劃必定成為國民黨軍隊濫殺無辜的絕佳藉口。馬克思列寧主義肆虐的台灣,必將是比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更可怕的人間地獄。而鍾逸人青年時代景仰的甘地精神,才能未台灣的未來開啓嶄新而美好的一頁。

在此意義上,還原二七部隊的真相,是轉型正義必不可少的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