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仁健觀點》搶衛生紙算什麼?兩蔣時還搶過硬幣
新頭殼newtalk 文/
政治經濟
1973年因硬幣短缺,商家只好自己想辦法。公營的軍公教福利社因為營業額大,乾脆自己印製了「代一元」、「代五角」與「代一角」三種輔券。(管仁健提供剪報)
1973年因硬幣短缺,商家只好自己想辦法。公營的軍公教福利社因為營業額大,乾脆自己印製了「代一元」、「代五角」與「代一角」三種輔券。(管仁健提供剪報)   

台灣真的是寶島,因為這島上有著一大群「活寶」政客。2018年農曆年剛過,媒體傳出衛生紙價格可能上漲,引發搶購熱潮。國民黨立法院黨團2月26日召開記者會。書記長李彥秀說,「蔡英文已成為剝奪感最重的總統,連民眾最卑微的小確幸也要剝奪。」

不只是李彥秀一個人在演脫口秀,首席副書記長曾銘宗則說,「顯見政府已是失能、失控階段。」皇庶孫蔣萬安則批,「在民進黨政府的心中,人民民生問題薄如一張衛生紙。」

這些國民黨政客少見多怪,民眾搶著囤積衛生紙算什麼?兩蔣掌權時,台灣人還瘋狂到搶硬幣來囤積;但這些無恥的政客,敢對兩蔣父子酸個三言兩語嗎?

「硬幣不見了」的荒謬亂象

1973年農曆年剛過,台灣中南部出現了奇怪的現象,就是市面上的1元硬幣好像越來越少,商家都無法找錢,後來這種情況蔓延到台北。

中央銀行總裁俞國華出面安撫大家,他強調央行從1962年起至今,已發行6億個1元硬幣,現在平均每人手上持有40枚,央行每天還可以製作40萬枚硬幣,絕對夠用,可能是因為2月只有28天,加上春節的連假,央行造幣廠雖然趕工鑄造,全月也只能供應900萬枚,比平常減少了1/4。所以硬幣短缺只是暫時的現象,3月以後就會恢復正常。

但是過了3月,1元硬幣短缺的情況非但沒改善,而且更加嚴重。剛開始大家把以前發行的一角輔幣,每10個一落用透明膠帶黏在一起當成1元,付錢找錢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串兩串;但這種情況沒多久後,就連一角也沒了,大家只好把更早之前發行的二角輔幣(年輕人更沒見過這種骨董吧?)拿來黏了用,可是最後不但是1元硬幣在市面上不夠用,連1角、5角等輔幣也都不見了,到底全台灣的硬幣都哪裡去了?社會出現了極大的恐慌。

沒硬幣找錢,商家還是要做生意,大家只好自己想辦法。公營的軍公教福利社因為營業額大,乾脆自己印製了「代1元」、「代5角」與「代1角」三種輔券。現在百貨公司印禮券都是大面額,前提是不找零錢;但當時印禮券卻相反,只是印小面額專門用來找錢。

至於民間的小雜貨店或攤販,因為沒有那麼大的營業額,無法自己印製輔券,只好把紙箱或香菸盒割成一小塊一小塊的紙片,上面簽名或畫上記號,註明金額交給顧客,下次消費可以抵用。去市場買菜、買肉、買魚,買幾攤就會收到幾種不同的「紙片」,回家後還要妥善分類收藏,因為這些都是「錢」啊!

買東西可以用商家自己印的或寫的「錢」,下次只要找同樣的攤商消費就能抵用;但坐公車就沒辦法了,誰有把握每天都坐到同一輛公車。當時公車都有一名女性服務員(叫車掌)負責賣票,乘客上車買票,車掌沒有零錢可以找,那就像現在公路邊檳榔西施的競爭一樣,會有「優勝劣敗」的結局。

姿色好、態度佳的車掌,乘客往往就說不用找了,每天跟公司結帳時,她們就會得到不少的小費。相反的那些恐龍妹或帶晚娘面具上班的車掌,與乘客間的紛爭,就讓乘客們有「好戲」可看了。

由於硬幣嚴重缺乏,社會上百業蕭條。兒童遊樂設備、飲料自動販賣機等,還有其他經常以三元、二元買賣為業的零星小販,都被迫暫停營業。計程車六元的起跳車資,乘客若付十元鈔票,要一次找出四枚硬幣,司機多收或不找錢會被處罰,但少收就沒關係。當時計程車駕照取得不易,司機為了那張稀有的執照,只好少收1元,甚至讓乘客坐霸王車。

至於一般商店,無論是有面額的郵票、印花,甚至香煙、糖果,都被拿來代替找零;更可怕的就是商家索性把售價提高,例如原來4元的改為5元,原來8或9元的改為10元,一時之間,台灣物價飛漲,窮人叫苦連天。

因零錢造成的紛爭,報上最常見的就是公車乘客與車掌的打鬧。當時車掌常用郵票代替零錢找給乘客,但乘客要用郵票代替零錢買車票,車掌又不接受。例如4月24日上午,自台北西站開回木柵的欣欣客運一六甲線,車掌李×花(19歲)與乘客葉×盛(23歲)因1元郵票發生爭執,李女指控葉男摑了她一記耳光,還用腰間皮帶打她;葉男則反控李女用剪票鉗將他頭部打傷流血,雙方都向警局互控傷害。欣欣客運為息事寧人,道歉後並經警方疏導,終於和解了事。

3月23日在台南縣發生的案例更好笑。新營客運公司的售票員因為沒硬幣找零,也不用郵票,而是以限時信封代替。一位喝醉了的乘客,付了10元購買票價7.5元的車票,售票員把2.5的限時信封代替零錢,連同車票一起交給他。這位乘客因酒後微醺,只拿了信封,車票卻失落了,還問售票員:「你們公司大概很賺錢,不然車票怎麼這麼大?」結果車一到站,他就拿著這張「大車票」上車,當然被車掌拒絕,於是兩人吵了起來。幸好周圍的人勸解,這位酒醉的乘客才重新購票上車。

當然,乘客與車掌之間因為零錢問題,並非都是紛爭,也有很溫馨的故事。4月9日《聯合報》三版報導,公路局(台汽與國光客運的前身)基隆站站長尹振華,收到基隆市居民李明輝一封信,說他在五日返鄉掃墓後,搭乘晚間九點自台北東站往基隆的班車,16元的車資因為沒有1元硬幣,車掌熊雲台小姐就為他代墊,使他順利成行。因而他隨函附了1元紙幣歸還,並請尹站長代向熊小姐致謝。
  

官僚天馬行空下的「殺豬報國」

實硬幣短缺原本只是單純市場上的供需問題,但因為老蔣在國共內戰期間,濫發金元券造成惡性通貨膨脹,1948年上海爆發金融危機,害得台幣也大幅貶值,台灣物價水準也急遽上揚,買東西要準備麻布袋裝鈔票。

1949年6月15日,台灣省政府緊急公佈「台灣省幣制改革方案」與「新台幣發行辦法」,正式發行新台幣,明定4萬元舊台幣兌換1元新台幣。老百姓怨聲載道,幸而不久之後韓戰爆發,美軍封鎖台灣海峽後,台灣的安全得已鞏固,大批的美國經援與軍援,讓新台幣穩住了幣值。

到了1973年,新台幣發行20多年後,為了刺激出口,早已貶值多次。老蔣卻恐怕當年上海的噩夢再起,把單純的經濟問題政治化,始終不敢發行500與1,000元的紙鈔,也不敢把流通硬幣體積及重量降低。所以無論大鈔與小硬幣,央行都製作好了,卻放在倉庫不敢發行。導致民間傳言,1元硬幣的價值早已超過面額,拿來當廢鐵賣還比當錢用划算。

其實把硬幣拿來當金屬材料,在當年貧困的台灣民間是很常見的。尤其是1949年國府初遷台時,因通貨膨脹太嚴重,紙幣幾乎已成廢紙,新台幣的1角硬幣,成份必須用到95%的銅與5%的鋅,才有流通的信用;直到韓戰爆發,美援來了之後,這種貨真價實的硬幣才停止發行。

但也由於物資缺乏,鍋子破了大家不會丟掉,街頭巷尾都有「補鼎」(台語說的補鍋)的工匠,甚至騎著腳踏車穿街入巷叫賣。這些補鼎匠總會預備一些已經是骨董的「紅1角」來補鍋。假如客戶自備這種硬幣,工錢還能給點折扣;客戶若有多的,補鼎匠也願加倍收購。所以到我小時候,這種「紅1角」都停止發行20多年了,依然是補鼎匠的最愛。

雖然媒體早已大幅報導,有商人在市面上收集硬幣去銷毀當原料,央行卻堅決否認有這種情形。他們說1元硬幣是以鎳、銅、鋅三種合金鑄造,總重6公克,三種金屬中以銅佔的比重最大,最貴的鎳含量不到1/5,即使全部是純鎳,價值也不過1.1元而已。

所以現有的1元硬幣,按鎳、銅、鋅的比例,每枚成本不過4角;而且硬幣的合金還不能分解,也沒有其他用途,絕不會有人收購去當原料。可是市面上硬幣短缺是事實,央行的否認根本無法取信於人民。

在惡性通貨膨脹的壓力下,坊間謠傳硬幣比紙幣更能保值,1元硬幣遂被民眾搜括一空。傳言還說1971年版(硬幣上印著民國60年)的1元硬幣成色不同,價值較高,消息傳開後,持有這種硬幣的人更是不肯花掉。

央行澄清說鈔券型式變更或硬幣成色調整,都必須正式公告。1元硬幣自1960年發行以來,成色從未變更,只有從1970年起,鑄造的硬幣改成逐年改版,並註明發行年度而已。所以在市面上流通的1960年版(硬幣上印著民國49年)1元硬幣,其實是從1960年到1971年這11年間逐年印製,只是沒有修改年份而已。

1949年國府遷台,中央銀行並未出現在政府組織裡,新台幣的印製與發行都由台灣銀行負責。1961年7月1日,中央銀行在台「復業」,其實在台灣根本就是「開業」,但依然委託台灣銀行發行,紙幣上也印著「台灣銀行」字樣。

1973年面臨1元硬幣短缺時,小蔣名義上只是行政院長,但實際上已全面掌權;然而面對大內出身的「老臣」央行總裁俞國華,還是必須有點「禮數」,只好讓這種亂象繼續交由央行自行改善。

央行認為1元硬幣會短缺,是因近年來政府獎勵兒童儲蓄,市面上出現各式各樣價廉物美的塑膠豬撲滿,而且體積越來越大,有的一頭就可以「餵」進千餘枚1元硬幣。以前用竹筒當撲滿存錢,大家存滿了就剖開使用或換紙鈔,但現在塑膠豬撲滿是透明的,可以看見裡面滿滿的硬幣,很有成就感,有些孩子捨不得「殺」掉美觀的豬,寧願留作書桌上的擺飾。於是央行針對小孩,搞了個「殺豬報國」運動。

4月4日起,台灣銀行與郵政儲金匯業局,聯合舉辦「鼓勵兒童儲蓄繳存1元硬幣贈獎辦法」,印製了30萬張幸運券,希望學童家長們能鼓勵子女,將撲滿裡收存的硬幣繳存銀行,不但灌輸兒童把錢存入金融機關可以生息的觀念,也能解決市面上硬幣短缺的現象。

辦法上規定小學生凡以100枚1元硬幣,繳存學校郵儲單位,就可獲贈幸運券一張,多繳多贈,幸運券發行至18日,開獎則在28日,獎品有彩色電視機和腳踏車等,由台銀出資10萬元購置。

不過政府用這樣的彩券,要騙小孩去「殺」豬,根本是笑話。4月4日發行第一天,台北郵局只有復興小學及福星國小,發出了22張幸運券。這個成績還是靠大人的軟硬兼施,有的是老師送孩子更大的「豬」,才讓他們忍痛「殺」了小豬;另有個孩子存了700多個1元,他爸爸再「貼」200元,用1,000元去交換,他才勉強答應「殺」豬。然而費盡心血,第一天「殺」豬只繳存了2,200個1元硬幣。

幸運券的發行並未達到預期的「殺」豬效果,只好將有效期限從18日延到30日,開獎日期從28日延至5月12日。台北市還乾脆將發行對象擴大至中學生。原辦法規定的存繳1元硬幣100枚換幸運券一張,新辦法改以用5角硬幣配合繳存也可。

至於鄉間尚未設立郵政儲金單位的學校,可就近向郵局、台銀及台北市區儲存巡迴服務車辦理。但政府大張旗鼓的「殺」豬運動,不但沒有換來太多的硬幣,反而製造更多的社會問題。

4月7日《聯合報》三版報導,淡水鎮某部隊有位老士官,十年前做了一個大木箱,箱頂開個小洞,只要有1元硬幣就往箱裡丟,現已積存了25,000多枚1元硬幣,重量約250多台斤,他的「大撲滿」重到連自己也搬不動。附近小店獲悉他存有這麼多1元硬幣,紛紛找他換零錢,他卻捨不得割愛。只許老士官養的大「豬」,卻逼小孩殺小「豬」,這個政府顯然有點欺善怕惡。

大張旗鼓的「殺」豬運動,也造成許多犯罪問題。4月19日《聯合報》三版報導,家住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的賴先生,一年來在一隻特大號的撲滿裡,蓄存了1萬多枚硬幣,不料17日中午被闖空門的小偷「扛」走。

4月28日《聯合報》6版也報導,家住台北市文林北路的連姓夫婦,26日下午外出時,被人偷走了價值6,000個1954年版的5角硬幣。這種民間俗稱「大五角」的硬幣,比當時流通的1965年版的5角硬幣大,小偷卻不厭其「重」,用行動證明了市面上真的很需要硬幣。

荒謬的「國幣國造」神話終於結束

騙小孩子「殺」豬,根本解決不了硬幣短缺的亂象,擔任行政院長的小蔣,對央行的應對措施也很不耐,於是央行又搞了新花樣。台灣銀行原來准許每人兌換100枚,因為排隊人數太多,供應額不敷分配,改成限制每人只能兌換50枚。

但限制的結果卻讓排隊的人更多,因為商家每天需要的零錢是一定的,為了順利做生意,他們只好排完一次又一次,每天從早到晚,銀行前都大排長龍。

貨幣發行用限額兌換方式,充分顯示央行官員的無知與無能。貨幣又不是消費品,吃完用完便沒有了。銀行一天拿出1億元硬幣,與10天拿出1億硬幣的效果絕不一樣。

如果社會上10天之間需要1億硬幣流通,一次拿出來,並不會在一天「消化」完畢,相反的會在這十天裡天天夠用;但如果一天拿出一千萬元硬幣,就有九天不夠用。一次拿出一億個與10天拿出一億個,在社會大眾心理上的影響根本不一樣;後一種方法造成的心理恐懼,讓硬幣短缺的恐懼心理更加擴大。

限額兌換1元硬幣之前,銀行看到許多人排隊兌換,就拿出相當數量的硬幣放置櫃台,藉以表示其「充足」,但根本無法發生預期效果。在櫃台放置大批鈔票,是金融機構發生擠兌時,用以安定存戶提存心理的慣用技倆。

但硬幣是商家做生意實際需要的,與存戶因信心危機去擠兌,根本就是兩碼事。排隊的存戶只要相信銀行不會倒,就會乖乖回去;但排隊的商家看見還有硬幣可以換,不換到夠用的數量就不可能回去。央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只是讓問題更惡化。

在民怨沸騰的情況下,央行終於也承認造幣廠的產能不足,「國幣國造」的神話抵擋不了現實的需要,於是向南韓定製了2億枚1元硬幣,分10次交貨,第一批2,000萬枚由南韓輪船裝運,共約100餘噸,在5月25日運抵基隆。央行相信連同國內自行鑄造的1,200萬枚,每個月供應3,200萬枚以上,預料可以滿足市場的需要。

「韓製台幣」在全台上市後,硬幣短缺的現象並沒太大改善,到了5月31日,央行只好宣布,自六月一日起,發行版面、圖案與原版完全相同新版1元鈔票,但因使用平凸版機印製,且改用美國鈔紙及歐洲油墨,所以正面墨色較原發行的舊版1元鈔票淺。

新鈔將在台北市145家金融分支機構,提供市民兌換;並派服務車巡迴主要商業街道,供應商店兌換。市面缺少1元硬幣的現象,近期內必可消除。

1元鈔票的出現,總算解決了幾個月來1元硬幣短缺的亂象。但這段日子物價飛漲,1元都找不開了,五角與一角更是徹底絕跡,市面上除了軍公教福利社,所有商品的定價尾數,都不再出現「角」這個字,而是改以「元」為單位計價。

另外1元鈔票又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公用電話要怎麼打?那年代別說沒手機,連插卡式的公用電話都還沒出現,投幣式的公用電話,總不能用1元鈔票往裡面投吧?電信局將台北市4,000多具公用電話,其中2,400具委託就近商店代管;但就算用人工計費,還有1,000多具公用電話沒人管,何況離開了台北市,到中南部問題更嚴重。

到了10月2日,台灣銀行總經理何顯重在省議會,答覆省議員林耿清、謝明琳質詢時,坦承因為硬幣短缺,電信局已委託中央銀行鑄造電話專用銅片(就是代幣),在11月初大量供應,以代替1元硬幣專用於打電話。但他卻仍堅持,中央銀行、電信局與台銀日前曾開會決定,專用銅片體積雖與1元硬幣相同,但絕不是代幣,不能做貨幣使用。

在硬幣供應不足,政府又禁止各公私機關發行代幣,電信局為了公共電話,率先掛「銅片」羊頭,賣「代幣」狗肉;公車也出現重大改變,車上不再售票而改用每次剪一格的卡式票,。從前的女性車掌(隨車售票員),慢慢都被所謂的「一人服務車」取代。

因為硬幣不足,銀行前大排長龍兌換硬幣的人群中,竟出現了黃牛,很多小本經營者無法分身排隊,只好以100元大鈔兌換90元(甚至更少)硬幣,這種額外負擔對升斗小民很難承受。

但央行總裁俞國華就是不承認是有人拿去銷毀當原料,因為即使向美國定購1元硬幣,在舊金山交貨每枚新台幣0.651元,基隆交貨時是0.693元,雖然高於之前向南韓定購的硬幣,但即使包括運費在內,其價值也不會超過面值,所以不會有人這樣做,都是民眾競相儲存囤積所致。

雖然央行總裁俞國華的保證信誓旦旦,偏偏司法行政部(現在的法務部)調查局在7月20日,就狠狠打了俞國華一巴掌。因為他們逮補了在台北市長安西路208號四樓設立地下工廠的54歲女子林依妹、31歲的藝宮手藝社負責人林文彥與32歲的金銀加工業者陳敏雄三人。他們從1969年起,就不斷將1元硬幣銷毀滲入白銀,製造白K金耳環、戒指、胸針、項鍊、髮針、袖扣等飾物。

調查局指出,原來他們是以98%的純銀,加入2%的黃金、鈀金(黑金)或白銅鑄造飾品。但在金價上漲後,用黃金或鈀金不划算;加白銅則容易變黑;所以他們改用鎳。

但台灣並不產鎳,有錢也買不到,於是就以純銀加入10%的銷毀1元硬幣,這樣鑄造出來的飾品有三個優點,一是亮度好,不變色;二是硬度高,不變樣;三是黏合緊密。調查局估計,台北市目前從事這種地下珠寶首飾加工者有1,000多家,台灣省約有1,500多家,估計每月共需熔化1元硬幣30萬枚。

不但是台灣人在銷毀1元硬幣,到了10月2日,大家才警覺連外國人也來湊熱鬧。36歲的日本東京市旅客服部安正,號稱經營衣料和紡織生意,常常來往日台之間,當天他由東京來台北,住在漢口街華華大飯店。3天後他將912枚台銀61年發行的5元硬幣,分別藏在食品、罐頭和茶葉中,準備搭乘日本航空公司752次班機返日,結果被松山機場安全人員當場查獲。

由於服部安正對挾帶硬幣返日的目的,以及替他蒐購巨額硬幣的人犯,供述得都很含糊,於是移交台北市警局接辦。市警局認為他挾帶國幣出境的行為已可認定,再移送台北地檢處偵辦。

服部安正在檢察官偵訊時坦承,他收購這些硬幣的價錢雖高,但只要把這些硬幣帶回日本,仍然有數倍的利潤可圖。檢察官准許他以2萬元舖保交保,立即有一台籍男子吳仁文出面,願為服部安正作保。檢察官問及二人的關係,發現吳仁文就是替服部安正在台搜購5元硬幣的樁腳,於是下令將吳仁文當庭收押,而服部安正依然得以交保。

被保的出獄了,來付保金的反而被關了,看來當日本人還是比當台灣人幸運。但是連日本人也來台灣收集硬幣,也難怪我們的小學生無論怎麼「殺」豬,也救不了這個奇怪的國了。

好不容易找出了硬幣不見了的原因,也抓了不少銷毀硬幣的疑犯,但問題又來了,把這些人依「妨害國幣懲治條例」移送地檢處收押偵辦,好像也有疑慮。

因為1950年6月21日,行政院在台灣發布命令,中華民國國幣單位保留銀元本位,而記帳單位自1950年7月1日起改為新台幣,銀元與新台幣以1949年12月29日最後牌告匯率固定為3比1。因此,我們在台灣所謂的國幣,指的依然是「銀元」,根本不是新台幣。

所以這些疑犯銷毀的1元硬幣,只是新台幣的輔幣,依法是僅限用於台灣的「區域性貨幣」,不能通用於全「國」。1956年8月29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3號解釋:「《妨害國幣懲治條例》第三條所稱偽造變造之幣券,係指國幣幣券而言。新台幣為地方性之幣券,如有偽造變造情事,應依刑法處斷。」所以即使這些人損毀1元硬幣罪證確鑿,但卻不能依「妨害國幣懲治條例」治罪。

回顧1973年台灣人搶著囤積硬幣的鬧劇,現在搶衛生紙算什麼。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的政客們,既然這麼崇拜兩蔣,那就看看兩蔣掌權時的鬧劇吧!

1973年因硬幣短缺,商家只好自己想辦法。公營的軍公教福利社因為營業額大,乾脆自己印製了「代一元」、「代五角」與「代一角」三種輔券。(管仁健提供剪報)
為了解決硬幣短缺,台灣銀行與郵政儲金匯業局,印製了三十萬張幸運券,希望學童家長們能鼓勵子女,將撲滿裡收存的硬幣繳存銀行。(彩券收藏家張維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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