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真的是寶島，因為這島上有著一大群「活寶」政客。2018年農曆年剛過，媒體傳出衛生紙價格可能上漲，引發搶購熱潮。國民黨立法院黨團2月26日召開記者會。書記長李彥秀說，「蔡英文已成為剝奪感最重的總統，連民眾最卑微的小確幸也要剝奪。」
不只是李彥秀一個人在演脫口秀，首席副書記長曾銘宗則說，「顯見政府已是失能、失控階段。」皇庶孫蔣萬安則批，「在民進黨政府的心中，人民民生問題薄如一張衛生紙。」
這些國民黨政客少見多怪，民眾搶著囤積衛生紙算什麼？兩蔣掌權時，台灣人還瘋狂到搶硬幣來囤積；但這些無恥的政客，敢對兩蔣父子酸個三言兩語嗎？
「硬幣不見了」的荒謬亂象
1973年農曆年剛過，台灣中南部出現了奇怪的現象，就是市面上的1元硬幣好像越來越少，商家都無法找錢，後來這種情況蔓延到台北。
中央銀行總裁俞國華出面安撫大家，他強調央行從1962年起至今，已發行6億個1元硬幣，現在平均每人手上持有40枚，央行每天還可以製作40萬枚硬幣，絕對夠用，可能是因為2月只有28天，加上春節的連假，央行造幣廠雖然趕工鑄造，全月也只能供應900萬枚，比平常減少了1/4。所以硬幣短缺只是暫時的現象，3月以後就會恢復正常。
但是過了3月，1元硬幣短缺的情況非但沒改善，而且更加嚴重。剛開始大家把以前發行的一角輔幣，每10個一落用透明膠帶黏在一起當成1元，付錢找錢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串兩串；但這種情況沒多久後，就連一角也沒了，大家只好把更早之前發行的二角輔幣（年輕人更沒見過這種骨董吧？）拿來黏了用，可是最後不但是1元硬幣在市面上不夠用，連1角、5角等輔幣也都不見了，到底全台灣的硬幣都哪裡去了？社會出現了極大的恐慌。
沒硬幣找錢，商家還是要做生意，大家只好自己想辦法。公營的軍公教福利社因為營業額大，乾脆自己印製了「代1元」、「代5角」與「代1角」三種輔券。現在百貨公司印禮券都是大面額，前提是不找零錢；但當時印禮券卻相反，只是印小面額專門用來找錢。
至於民間的小雜貨店或攤販，因為沒有那麼大的營業額，無法自己印製輔券，只好把紙箱或香菸盒割成一小塊一小塊的紙片，上面簽名或畫上記號，註明金額交給顧客，下次消費可以抵用。去市場買菜、買肉、買魚，買幾攤就會收到幾種不同的「紙片」，回家後還要妥善分類收藏，因為這些都是「錢」啊！
買東西可以用商家自己印的或寫的「錢」，下次只要找同樣的攤商消費就能抵用；但坐公車就沒辦法了，誰有把握每天都坐到同一輛公車。當時公車都有一名女性服務員（叫車掌）負責賣票，乘客上車買票，車掌沒有零錢可以找，那就像現在公路邊檳榔西施的競爭一樣，會有「優勝劣敗」的結局。
姿色好、態度佳的車掌，乘客往往就說不用找了，每天跟公司結帳時，她們就會得到不少的小費。相反的那些恐龍妹或帶晚娘面具上班的車掌，與乘客間的紛爭，就讓乘客們有「好戲」可看了。
由於硬幣嚴重缺乏，社會上百業蕭條。兒童遊樂設備、飲料自動販賣機等，還有其他經常以三元、二元買賣為業的零星小販，都被迫暫停營業。計程車六元的起跳車資，乘客若付十元鈔票，要一次找出四枚硬幣，司機多收或不找錢會被處罰，但少收就沒關係。當時計程車駕照取得不易，司機為了那張稀有的執照，只好少收1元，甚至讓乘客坐霸王車。
至於一般商店，無論是有面額的郵票、印花，甚至香煙、糖果，都被拿來代替找零；更可怕的就是商家索性把售價提高，例如原來4元的改為5元，原來8或9元的改為10元，一時之間，台灣物價飛漲，窮人叫苦連天。
因零錢造成的紛爭，報上最常見的就是公車乘客與車掌的打鬧。當時車掌常用郵票代替零錢找給乘客，但乘客要用郵票代替零錢買車票，車掌又不接受。例如4月24日上午，自台北西站開回木柵的欣欣客運一六甲線，車掌李×花（19歲）與乘客葉×盛（23歲）因1元郵票發生爭執，李女指控葉男摑了她一記耳光，還用腰間皮帶打她；葉男則反控李女用剪票鉗將他頭部打傷流血，雙方都向警局互控傷害。欣欣客運為息事寧人，道歉後並經警方疏導，終於和解了事。
3月23日在台南縣發生的案例更好笑。新營客運公司的售票員因為沒硬幣找零，也不用郵票，而是以限時信封代替。一位喝醉了的乘客，付了10元購買票價7.5元的車票，售票員把2.5的限時信封代替零錢，連同車票一起交給他。這位乘客因酒後微醺，只拿了信封，車票卻失落了，還問售票員：「你們公司大概很賺錢，不然車票怎麼這麼大？」結果車一到站，他就拿著這張「大車票」上車，當然被車掌拒絕，於是兩人吵了起來。幸好周圍的人勸解，這位酒醉的乘客才重新購票上車。
當然，乘客與車掌之間因為零錢問題，並非都是紛爭，也有很溫馨的故事。4月9日《聯合報》三版報導，公路局（台汽與國光客運的前身）基隆站站長尹振華，收到基隆市居民李明輝一封信，說他在五日返鄉掃墓後，搭乘晚間九點自台北東站往基隆的班車，16元的車資因為沒有1元硬幣，車掌熊雲台小姐就為他代墊，使他順利成行。因而他隨函附了1元紙幣歸還，並請尹站長代向熊小姐致謝。
官僚天馬行空下的「殺豬報國」
實硬幣短缺原本只是單純市場上的供需問題，但因為老蔣在國共內戰期間，濫發金元券造成惡性通貨膨脹，1948年上海爆發金融危機，害得台幣也大幅貶值，台灣物價水準也急遽上揚，買東西要準備麻布袋裝鈔票。
1949年6月15日，台灣省政府緊急公佈「台灣省幣制改革方案」與「新台幣發行辦法」，正式發行新台幣，明定4萬元舊台幣兌換1元新台幣。老百姓怨聲載道，幸而不久之後韓戰爆發，美軍封鎖台灣海峽後，台灣的安全得已鞏固，大批的美國經援與軍援，讓新台幣穩住了幣值。
到了1973年，新台幣發行20多年後，為了刺激出口，早已貶值多次。老蔣卻恐怕當年上海的噩夢再起，把單純的經濟問題政治化，始終不敢發行500與1,000元的紙鈔，也不敢把流通硬幣體積及重量降低。所以無論大鈔與小硬幣，央行都製作好了，卻放在倉庫不敢發行。導致民間傳言，1元硬幣的價值早已超過面額，拿來當廢鐵賣還比當錢用划算。
其實把硬幣拿來當金屬材料，在當年貧困的台灣民間是很常見的。尤其是1949年國府初遷台時，因通貨膨脹太嚴重，紙幣幾乎已成廢紙，新台幣的1角硬幣，成份必須用到95%的銅與5%的鋅，才有流通的信用；直到韓戰爆發，美援來了之後，這種貨真價實的硬幣才停止發行。
但也由於物資缺乏，鍋子破了大家不會丟掉，街頭巷尾都有「補鼎」（台語說的補鍋）的工匠，甚至騎著腳踏車穿街入巷叫賣。這些補鼎匠總會預備一些已經是骨董的「紅1角」來補鍋。假如客戶自備這種硬幣，工錢還能給點折扣；客戶若有多的，補鼎匠也願加倍收購。所以到我小時候，這種「紅1角」都停止發行20多年了，依然是補鼎匠的最愛。
雖然媒體早已大幅報導，有商人在市面上收集硬幣去銷毀當原料，央行卻堅決否認有這種情形。他們說1元硬幣是以鎳、銅、鋅三種合金鑄造，總重6公克，三種金屬中以銅佔的比重最大，最貴的鎳含量不到1/5，即使全部是純鎳，價值也不過1.1元而已。
所以現有的1元硬幣，按鎳、銅、鋅的比例，每枚成本不過4角；而且硬幣的合金還不能分解，也沒有其他用途，絕不會有人收購去當原料。可是市面上硬幣短缺是事實，央行的否認根本無法取信於人民。
在惡性通貨膨脹的壓力下，坊間謠傳硬幣比紙幣更能保值，1元硬幣遂被民眾搜括一空。傳言還說1971年版（硬幣上印著民國60年）的1元硬幣成色不同，價值較高，消息傳開後，持有這種硬幣的人更是不肯花掉。
央行澄清說鈔券型式變更或硬幣成色調整，都必須正式公告。1元硬幣自1960年發行以來，成色從未變更，只有從1970年起，鑄造的硬幣改成逐年改版，並註明發行年度而已。所以在市面上流通的1960年版（硬幣上印著民國49年）1元硬幣，其實是從1960年到1971年這11年間逐年印製，只是沒有修改年份而已。
1949年國府遷台，中央銀行並未出現在政府組織裡，新台幣的印製與發行都由台灣銀行負責。1961年7月1日，中央銀行在台「復業」，其實在台灣根本就是「開業」，但依然委託台灣銀行發行，紙幣上也印著「台灣銀行」字樣。
1973年面臨1元硬幣短缺時，小蔣名義上只是行政院長，但實際上已全面掌權；然而面對大內出身的「老臣」央行總裁俞國華，還是必須有點「禮數」，只好讓這種亂象繼續交由央行自行改善。
央行認為1元硬幣會短缺，是因近年來政府獎勵兒童儲蓄，市面上出現各式各樣價廉物美的塑膠豬撲滿，而且體積越來越大，有的一頭就可以「餵」進千餘枚1元硬幣。以前用竹筒當撲滿存錢，大家存滿了就剖開使用或換紙鈔，但現在塑膠豬撲滿是透明的，可以看見裡面滿滿的硬幣，很有成就感，有些孩子捨不得「殺」掉美觀的豬，寧願留作書桌上的擺飾。於是央行針對小孩，搞了個「殺豬報國」運動。
4月4日起，台灣銀行與郵政儲金匯業局，聯合舉辦「鼓勵兒童儲蓄繳存1元硬幣贈獎辦法」，印製了30萬張幸運券，希望學童家長們能鼓勵子女，將撲滿裡收存的硬幣繳存銀行，不但灌輸兒童把錢存入金融機關可以生息的觀念，也能解決市面上硬幣短缺的現象。
辦法上規定小學生凡以100枚1元硬幣，繳存學校郵儲單位，就可獲贈幸運券一張，多繳多贈，幸運券發行至18日，開獎則在28日，獎品有彩色電視機和腳踏車等，由台銀出資10萬元購置。
不過政府用這樣的彩券，要騙小孩去「殺」豬，根本是笑話。4月4日發行第一天，台北郵局只有復興小學及福星國小，發出了22張幸運券。這個成績還是靠大人的軟硬兼施，有的是老師送孩子更大的「豬」，才讓他們忍痛「殺」了小豬；另有個孩子存了700多個1元，他爸爸再「貼」200元，用1,000元去交換，他才勉強答應「殺」豬。然而費盡心血，第一天「殺」豬只繳存了2,200個1元硬幣。
幸運券的發行並未達到預期的「殺」豬效果，只好將有效期限從18日延到30日，開獎日期從28日延至5月12日。台北市還乾脆將發行對象擴大至中學生。原辦法規定的存繳1元硬幣100枚換幸運券一張，新辦法改以用5角硬幣配合繳存也可。
至於鄉間尚未設立郵政儲金單位的學校，可就近向郵局、台銀及台北市區儲存巡迴服務車辦理。但政府大張旗鼓的「殺」豬運動，不但沒有換來太多的硬幣，反而製造更多的社會問題。
4月7日《聯合報》三版報導，淡水鎮某部隊有位老士官，十年前做了一個大木箱，箱頂開個小洞，只要有1元硬幣就往箱裡丟，現已積存了25,000多枚1元硬幣，重量約250多台斤，他的「大撲滿」重到連自己也搬不動。附近小店獲悉他存有這麼多1元硬幣，紛紛找他換零錢，他卻捨不得割愛。只許老士官養的大「豬」，卻逼小孩殺小「豬」，這個政府顯然有點欺善怕惡。
大張旗鼓的「殺」豬運動，也造成許多犯罪問題。4月19日《聯合報》三版報導，家住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的賴先生，一年來在一隻特大號的撲滿裡，蓄存了1萬多枚硬幣，不料17日中午被闖空門的小偷「扛」走。
4月28日《聯合報》6版也報導，家住台北市文林北路的連姓夫婦，26日下午外出時，被人偷走了價值6,000個1954年版的5角硬幣。這種民間俗稱「大五角」的硬幣，比當時流通的1965年版的5角硬幣大，小偷卻不厭其「重」，用行動證明了市面上真的很需要硬幣。
荒謬的「國幣國造」神話終於結束
騙小孩子「殺」豬，根本解決不了硬幣短缺的亂象，擔任行政院長的小蔣，對央行的應對措施也很不耐，於是央行又搞了新花樣。台灣銀行原來准許每人兌換100枚，因為排隊人數太多，供應額不敷分配，改成限制每人只能兌換50枚。
但限制的結果卻讓排隊的人更多，因為商家每天需要的零錢是一定的，為了順利做生意，他們只好排完一次又一次，每天從早到晚，銀行前都大排長龍。
貨幣發行用限額兌換方式，充分顯示央行官員的無知與無能。貨幣又不是消費品，吃完用完便沒有了。銀行一天拿出1億元硬幣，與10天拿出1億硬幣的效果絕不一樣。
如果社會上10天之間需要1億硬幣流通，一次拿出來，並不會在一天「消化」完畢，相反的會在這十天裡天天夠用；但如果一天拿出一千萬元硬幣，就有九天不夠用。一次拿出一億個與10天拿出一億個，在社會大眾心理上的影響根本不一樣；後一種方法造成的心理恐懼，讓硬幣短缺的恐懼心理更加擴大。
限額兌換1元硬幣之前，銀行看到許多人排隊兌換，就拿出相當數量的硬幣放置櫃台，藉以表示其「充足」，但根本無法發生預期效果。在櫃台放置大批鈔票，是金融機構發生擠兌時，用以安定存戶提存心理的慣用技倆。
但硬幣是商家做生意實際需要的，與存戶因信心危機去擠兌，根本就是兩碼事。排隊的存戶只要相信銀行不會倒，就會乖乖回去；但排隊的商家看見還有硬幣可以換，不換到夠用的數量就不可能回去。央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只是讓問題更惡化。
在民怨沸騰的情況下，央行終於也承認造幣廠的產能不足，「國幣國造」的神話抵擋不了現實的需要，於是向南韓定製了2億枚1元硬幣，分10次交貨，第一批2,000萬枚由南韓輪船裝運，共約100餘噸，在5月25日運抵基隆。央行相信連同國內自行鑄造的1,200萬枚，每個月供應3,200萬枚以上，預料可以滿足市場的需要。
「韓製台幣」在全台上市後，硬幣短缺的現象並沒太大改善，到了5月31日，央行只好宣布，自六月一日起，發行版面、圖案與原版完全相同新版1元鈔票，但因使用平凸版機印製，且改用美國鈔紙及歐洲油墨，所以正面墨色較原發行的舊版1元鈔票淺。
新鈔將在台北市145家金融分支機構，提供市民兌換；並派服務車巡迴主要商業街道，供應商店兌換。市面缺少1元硬幣的現象，近期內必可消除。
1元鈔票的出現，總算解決了幾個月來1元硬幣短缺的亂象。但這段日子物價飛漲，1元都找不開了，五角與一角更是徹底絕跡，市面上除了軍公教福利社，所有商品的定價尾數，都不再出現「角」這個字，而是改以「元」為單位計價。
另外1元鈔票又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公用電話要怎麼打？那年代別說沒手機，連插卡式的公用電話都還沒出現，投幣式的公用電話，總不能用1元鈔票往裡面投吧？電信局將台北市4,000多具公用電話，其中2,400具委託就近商店代管；但就算用人工計費，還有1,000多具公用電話沒人管，何況離開了台北市，到中南部問題更嚴重。
到了10月2日，台灣銀行總經理何顯重在省議會，答覆省議員林耿清、謝明琳質詢時，坦承因為硬幣短缺，電信局已委託中央銀行鑄造電話專用銅片（就是代幣），在11月初大量供應，以代替1元硬幣專用於打電話。但他卻仍堅持，中央銀行、電信局與台銀日前曾開會決定，專用銅片體積雖與1元硬幣相同，但絕不是代幣，不能做貨幣使用。
在硬幣供應不足，政府又禁止各公私機關發行代幣，電信局為了公共電話，率先掛「銅片」羊頭，賣「代幣」狗肉；公車也出現重大改變，車上不再售票而改用每次剪一格的卡式票，。從前的女性車掌（隨車售票員），慢慢都被所謂的「一人服務車」取代。
因為硬幣不足，銀行前大排長龍兌換硬幣的人群中，竟出現了黃牛，很多小本經營者無法分身排隊，只好以100元大鈔兌換90元（甚至更少）硬幣，這種額外負擔對升斗小民很難承受。
但央行總裁俞國華就是不承認是有人拿去銷毀當原料，因為即使向美國定購1元硬幣，在舊金山交貨每枚新台幣0.651元，基隆交貨時是0.693元，雖然高於之前向南韓定購的硬幣，但即使包括運費在內，其價值也不會超過面值，所以不會有人這樣做，都是民眾競相儲存囤積所致。
雖然央行總裁俞國華的保證信誓旦旦，偏偏司法行政部（現在的法務部）調查局在7月20日，就狠狠打了俞國華一巴掌。因為他們逮補了在台北市長安西路208號四樓設立地下工廠的54歲女子林依妹、31歲的藝宮手藝社負責人林文彥與32歲的金銀加工業者陳敏雄三人。他們從1969年起，就不斷將1元硬幣銷毀滲入白銀，製造白K金耳環、戒指、胸針、項鍊、髮針、袖扣等飾物。
調查局指出，原來他們是以98%的純銀，加入2%的黃金、鈀金（黑金）或白銅鑄造飾品。但在金價上漲後，用黃金或鈀金不划算；加白銅則容易變黑；所以他們改用鎳。
但台灣並不產鎳，有錢也買不到，於是就以純銀加入10%的銷毀1元硬幣，這樣鑄造出來的飾品有三個優點，一是亮度好，不變色；二是硬度高，不變樣；三是黏合緊密。調查局估計，台北市目前從事這種地下珠寶首飾加工者有1,000多家，台灣省約有1,500多家，估計每月共需熔化1元硬幣30萬枚。
不但是台灣人在銷毀1元硬幣，到了10月2日，大家才警覺連外國人也來湊熱鬧。36歲的日本東京市旅客服部安正，號稱經營衣料和紡織生意，常常來往日台之間，當天他由東京來台北，住在漢口街華華大飯店。3天後他將912枚台銀61年發行的5元硬幣，分別藏在食品、罐頭和茶葉中，準備搭乘日本航空公司752次班機返日，結果被松山機場安全人員當場查獲。
由於服部安正對挾帶硬幣返日的目的，以及替他蒐購巨額硬幣的人犯，供述得都很含糊，於是移交台北市警局接辦。市警局認為他挾帶國幣出境的行為已可認定，再移送台北地檢處偵辦。
服部安正在檢察官偵訊時坦承，他收購這些硬幣的價錢雖高，但只要把這些硬幣帶回日本，仍然有數倍的利潤可圖。檢察官准許他以2萬元舖保交保，立即有一台籍男子吳仁文出面，願為服部安正作保。檢察官問及二人的關係，發現吳仁文就是替服部安正在台搜購5元硬幣的樁腳，於是下令將吳仁文當庭收押，而服部安正依然得以交保。
被保的出獄了，來付保金的反而被關了，看來當日本人還是比當台灣人幸運。但是連日本人也來台灣收集硬幣，也難怪我們的小學生無論怎麼「殺」豬，也救不了這個奇怪的國了。
好不容易找出了硬幣不見了的原因，也抓了不少銷毀硬幣的疑犯，但問題又來了，把這些人依「妨害國幣懲治條例」移送地檢處收押偵辦，好像也有疑慮。
因為1950年6月21日，行政院在台灣發布命令，中華民國國幣單位保留銀元本位，而記帳單位自1950年7月1日起改為新台幣，銀元與新台幣以1949年12月29日最後牌告匯率固定為3比1。因此，我們在台灣所謂的國幣，指的依然是「銀元」，根本不是新台幣。
所以這些疑犯銷毀的1元硬幣，只是新台幣的輔幣，依法是僅限用於台灣的「區域性貨幣」，不能通用於全「國」。1956年8月29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3號解釋：「《妨害國幣懲治條例》第三條所稱偽造變造之幣券，係指國幣幣券而言。新台幣為地方性之幣券，如有偽造變造情事，應依刑法處斷。」所以即使這些人損毀1元硬幣罪證確鑿，但卻不能依「妨害國幣懲治條例」治罪。
回顧1973年台灣人搶著囤積硬幣的鬧劇，現在搶衛生紙算什麼。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的政客們，既然這麼崇拜兩蔣，那就看看兩蔣掌權時的鬧劇吧！
為了解決硬幣短缺，台灣銀行與郵政儲金匯業局，印製了三十萬張幸運券，希望學童家長們能鼓勵子女，將撲滿裡收存的硬幣繳存銀行。（彩券收藏家張維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