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1970年轟動台美政壇的「刺蔣案」，主角之一鄭自才明天將在「刺蔣 鄭自才回憶錄」新書發表會，重建當年一些過程；其中，最關鍵的暗殺蔣經國的計劃，之前各方說法不一，實情究竟是如何成形及執行？鄭自才在書中有詳盡的紀實，本刊取得內容摘要如下。
進行這些事，除了我們幾個人之外，理論上聯盟裡面沒有其他人知道。但是我依常理推測，陳榮成一定會去向聯盟主席蔡同榮報告，蔡同榮一旦知道後，以他身為聯盟主席的身分加上私交關係，一定會告訴副主席張燦鍙，他們內部應該會互相知會。所以我一直感覺蔡同榮、張燦鍙、陳隆志（時任聯盟外交部長）應該都知道我的剌蔣計劃。
幾個人自行決定行刺 切斷和組織關係
這件事只是我們幾個人自己的決定，和組織沒有關係，只是做這件事的人剛好是組織的成員而已。所以後來在打官司的時候，我的立場就是切斷和組織的關係，而事實上也和組織沒有關係。結果在瑞典的時候，就是因為我切斷了和組織的關係，遭法院判決引渡回美國，他們認為，如果這是有組織性的行動，就不能引渡，當時在瑞典是這樣判決的。
我們決定行動時，就已經有面對死亡，或者失敗後被終身監禁的心理準備了。因為一旦開槍之後，我們第一個反應一定是轉身逃跑，這時候警察一定會開槍，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抓，被抓了，罪也是很重。當時我們沒有思考那麼多，如果會想這麼多的話，就不可能去做這件事了。
當年我們決定要刺蔣，與時空背景的影響也有很大的關係。那時候越南戰爭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越南人為了國家統一、獨立，犧牲這麼大；還有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對抗、北愛爾蘭人為了脫離英國而戰。那時候報紙每天都有這類事件死傷的報導，讓我有一種感受，認為其他國家的人民為了國家的獨立，不惜犧牲生命的勇氣比我們高出了幾百倍，我們這樣的犧牲算什麼？所以那時候我才會認為，不論犧牲或是後果如何，這都是我應該做的事。當時我只是這麼想而已，都沒有跟其他的人討論。因為如果組織介入的話，消息恐怕會洩露，一旦洩露出去的話，就很難進行了。所以我才認為，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黃晴美知道我要進行刺蔣時，不但沒有反對，而且還很支持，這一點讓我感受到台灣女性偉大之處。因為一旦我去做了這件事，下場不是被關，就是被打死，無論如何，家庭的重擔都會落在她的身上。當時我認為晴美有能力將這兩個孩子扶養長大，因為她是英文系畢業的，英語能力好，要在美國找工作應該沒有問題，所以我才會下定決心要去刺殺蔣經國。
除蔡同榮、張燦鍙、陳隆志及陳榮成知情外 應無其他人知道
我個人揣測，除了蔡同榮、張燦鍙、陳隆志及陳榮成可能事先知情之外，應該沒有其他人知道。
我們到海邊練槍時，心情其實是非常沉重的，因為練了槍之後，就表示要執行這項行動。這一去，不是死亡就是坐牢，心情當然很沉重。
陳榮成交給我兩把槍，一開始我們還沒有決定要一個或兩個人去執行，但是練槍的時候是我跟 Peter（黃文雄）一起去練的，所以我們彼此心裡有數，應該就是我們兩個去執行。我在台灣當兵時是陸戰隊，曾射擊過步槍，但沒有用過手槍。黃文雄因為在馬祖帶過兵的關係，用過手槍。
至於行動細節，4月23日晚上，也就是行動前一天，我們三個人，包括我、黃文雄、賴文雄曾聚在一起討論。當我們談到由誰開槍時，大家都惦惦（台語：安靜不說話之意），沒意見。最後，我只好說：「我來開槍好了！」我說出來之後，黃文雄說：「不行，你有老婆孩子，由你開槍的話，犧牲太大了。我來開槍好了。」所以就決定由他開槍。我們打算只帶一把槍去，打得中的話，一個人開槍就好了，不必用到兩個人或帶兩把槍；而且兩個人開槍的話，容易被人家發現，失敗的機會也比較大，所以才決定只要由一個人帶一把槍行動。
那天我們也討論如何把槍枝帶到現場，最後決定槍枝由黃晴美在當天早上放在她的 handbag 裡面，帶到現場，再在當場交給 Peter 黃文雄，讓他去執行。
4月24日早上，大家集合準備示威遊行，標語等等的東西都要帶去。蔡同榮跟我住得很近，他說要開車順道過來載我們。蔡同榮把我們載到現場之後，他就離開了，聽說他跑回家，等看電視新聞，因為他知道會發生刺蔣的事。接著就開始示威遊行，主席蔡同榮竟然落跑，由臨時選出來的指揮Chester Shaw在現場發落。當天參加遊行的人並不多，差不多才二、三十人而已，就在Plaza Hotel 前面的廣場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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