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廣播電台》製作推出一系列以轉型正義為主軸的節目--「開放歷史」;透過歷史學者、政治工作者、文史工作者等,以口述的方式,講述威權、恐怖時代的感人故事,紀錄台灣人為民主自由奮鬥的經驗與歷史。《新頭殼》取得央廣授權轉載,讓大家進一步了解過去這些鮮為人知的歷史和故事。

《央廣》開放歷史:黑銘單拼圖 / 陳銘城

台灣在1980年代發生了對台灣民主發展影響相當大的「美麗島事件」,「美麗島事件」是在 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晚會上所暴發的群眾與警察衝突。這起事件可以說是台灣人權與民主運動的里程碑。

在美麗島之前,台灣許多政治犯,不管是在二二八事件被殺害,或是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抓、被關、被槍斃,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敢跟這些人打交道,更別說是關心與慰問他們,但美麗島事件後,因為經過軍法審判的大公開,透過媒體的報導讓多數的台灣人,特別是中產階級與知識分子,瞭解到這些被國民黨認定為好像江洋大盜一般的黨外人士,並沒有那麼可怕,而他們所要求的民主改革也非常契合台灣社會的脈絡,所以有越來越多人支持與同情美麗島的這些被害人。其中包括:黃信介、姚嘉文、施明德、張俊宏、呂秀蓮、陳菊、林弘宣這八位送軍事審判的被告,他們當時要組成美麗島雜誌社時,也分別與包括:台獨聯盟、教會系統以及海外同鄉等團體接觸,透過這些人際關係,提供資訊與資金來發展黨外雜誌,所以「美麗島雜誌社」可以說是一個沒有黨名的反對黨,叫做「美麗島政團」。

這些人也引起國民黨的恐慌與緊張,想要加強撲滅這一股黨外勢力,而事情就發生在1979年年底,大逮捕與軍法審判則是在1980年,這件事把海內外都牽扯進來,在判決書中也提到他們與台獨聯盟的張燦鍙等人接觸、他們之間的關係以及提供了多少資金給美麗島雜誌社。美麗島雜誌發行到第四期時,已經有十幾萬發行量,比許多報紙的讀者數量還多,發展的情況相當快速。

美麗島雜誌社與海外的聯繫,除了台獨聯盟之外,還有一個叫「台灣之音」。「台灣之音」是張富雄、張楊宜宜夫婦所設立,張楊宜宜是位牧師,張富雄則是桃園出生的一位長老教會虔誠基督徒,台大畢業後到美國,後來在華爾街經商成功,他非常關心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所以在美麗島事件前設立「台灣之音」,就像透過電話查詢時間和天氣一樣,只要撥打特定的電話號碼,就可以知道台灣最新訊息,成為許多台灣同鄉獲知島內黨外消息的管道。後來不久就發生了美麗島大逮捕,更多人想要知道這些優秀的黨外改革人士被抓,他們及家屬的情況,他們直接就打電話去美麗島雜誌社訪問。

也有像全美台灣人權協會這樣的團體,經常打國際越洋電話到美麗島雜誌社或是高雄的新興分局,訪問施明德或是陳菊,知道現場的一些衝突狀況,像陳菊就曾經在電話訪問時對著電話說:「他們已經開始放催淚瓦斯了,我已經沒辦法再講下去了…」然後電話就斷了,這些訊息的傳播在當時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也凝聚了更多海外台灣人對台灣民主改革的向心力與關注。

在美麗島大逮捕後,許多人非常痛心與失望,有些激進份子認為台灣的改革已經看不到希望,國民黨如此顢頇的政權,只能用武力來對抗,所以有人暗中用炸藥破壞聯合報在美國的辦事處,這些當然都是個別零星的行為,但有更多台灣人,特別是曾經參與台灣民主運動的海外前輩們,他們本來已經身心俱疲,紛紛回到各自學術專業,但是看到台灣發生如此重大事件,也一個個跳出來,產生非常大的共鳴,過去枝枝節節的小恩怨都不再去理會。當時海外台灣人曾經寫了二十萬封信件到美國國會,給像愛德華.甘迺迪等參議員,希望能夠對國民黨政府施加壓力,釋放這些被逮捕的優秀黨外人士。

我再說幾個小故事,那時的紐約台灣人權會的會長叫許瑞峰,他們當時成立了一個「台灣人權工作站」,有一天一位中年男子帶著一個15-16歲的女孩子到人權工作站,女孩拿了一條金項鍊,她說:「我不知道可以做什麼事情,這是我媽媽留給我的遺物金項鍊,捐給台灣人權工作站。」其它還有很多打工的留學生將打工所得的五元、十元湊起來捐出,金額雖然不大,但心意十分令人感動。

另外在德國波昂,由於當時呂秀蓮在美麗島大審時提到,那些調查局情治人員告訴她,她在他們面前像什麼衣服都沒穿一樣,是赤裸的,別想要蒙騙。結果翻譯時有所出入,因此有七位德國新女性主義者,跑到德國的國民黨遠東服務站,要求打電報給蔣經國總統,立即釋放呂秀蓮,直到德國警察趕到後,才解釋清楚是外電譯文的出入,並不是呂秀蓮被脫光衣服接受審訊,而是形容她在特務面前好像是什麼都沒穿,不必想要隱瞞。後來才知道,這七位新女性主義者的帶頭者,是旅德台灣人牧師趙有源的前妻。也表示美麗島事件讓海內外的台灣人、德國人、外國人等都很關心與投入對台灣人權的救援,所以在國際特赦組織裡也有好幾個國家,特別是德國、荷蘭、日本等,都有一些小組在救援台灣的政治犯,令人感到相當安慰。

美麗島事件讓台灣的民主運動受到國際的重視,也提升台灣的能見度,但確實是付出相當慘痛的代價。美麗島事件後,台灣這些過去被抓、被關、被槍斃的政治犯跟受難家屬,才有這麼一天,受到大家的敬佩與瞭解,甚至這些政治犯與家屬到市場買菜或坐計程車都沒人要跟他們收錢,這與50、60、70年代都差相當多,那時,就算這些人權團體私下拜會受難者家屬,他們不但不敢跟他們見面也不敢接受金錢援助,這些都是台灣過去在戒嚴年代時難以想像的突破與改變。美麗島事件可以說是對台灣民主政治產生重大改變的一個里程碑。

美麗島軍事審判。   圖:現代學術基金會/提供

美國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在國會為美麗島人士說話。   圖:現代學術基金會/提供

日本台灣同鄉與日本人權人士,發起聲援施明德獄中絕食行動。   圖:現代學術基金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