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晨薄霧中，我們驅車穿越冷清的西柏林市街，前來密會地點格利尼克（Glienicke）橋，對岸是蘇聯政權盤踞的東德。我們依約來到這座深綠色的窄鋼橋，湖的另一邊是波茨坦市，右邊小山上可見一座古堡的輪廓。湖的兩岸全是林木蓊鬱的公園。時間是1962年2月10日早晨，氣溫冷冽但天空無雲。
在我岸的橋下，三名柏林人正在湖畔垂釣，不時好奇仰望，幾隻白天鵝悠游湖面。
1945年，美國大兵與俄國人將這座橋取名為「自由橋」。我們看得見橋的另一端有一群戴著深色毛帽的人，比較高的一位名叫伊凡‧A‧敘什肯，是蘇聯駐東柏林官員，前幾天與我談判出結果，如今三國政府派人前來交換囚犯。
華府時間現在近凌晨3點，但白宮燈火通明，甘迺迪總統仍在熬夜等候回報。柏林與白宮之間的電話連線保持暢通。
美國憲兵穿著風衣，在格利尼克橋的這端活動。橋上的西柏林哨兵不久前突然接獲指示撤哨，目前守在哨站裡，端著紙杯喝咖啡，神情困惑，難掩一絲憂慮，子彈上膛的卡賓槍疊在角落。
兩輛美國陸軍車從我們背後駛來。魯道夫‧伊凡諾維奇‧艾伯爾（Rudolf Ivanovich Abel）下車，被粗壯的衛兵包圍。62歲的他面容削瘦，比實齡老邁，難掩美國監獄留下滄桑。在最後這一刻，他靠著根深蒂固的自律力硬撐。
魯道夫‧伊凡諾維奇‧艾伯爾隸屬蘇聯地下情報單位KGB，官拜上校，美方相信他潛伏美國9年，以「駐地情報員」的身份，指揮北美的蘇聯諜報網全軍，個人巢穴位於布魯克林區的一間畫室套房，以藝術工作者之名活動。1957年，他被一名墮落的低階蘇聯情報員出賣，同年6月落網，被FBI逮捕，依「陰謀從事軍事與原子諜報」罪名起訴並定罪，最重可判處死刑。
1957年8月聯邦法院首次提訊時，艾伯爾要求法官指派「律師協會挑選的辯護士」。一組律師開會決議推薦我擔任辯護律師。經過4年的法律程序，美國最高法院以5比4的比數維持判決，艾伯爾上校繼續在亞特蘭大監獄服30年的有期徒刑。
1957年11月15日判刑時，我基於種種因素，公開請法院切勿判死刑，原因之一如下：
在可預見的將來，軍階相當的美國人不無可能遭蘇聯或蘇聯友邦逮捕，若能考慮透過外交管道以囚易囚，或許最能造福美國。
套一句甘迺迪總統致函於我的用語：「在外交管道窒礙難行之處」協商成功，如今在格利尼克橋上，以囚換囚的任務即將展開。
等我走到格利尼克橋中間，等我做完事前約定好的步驟、帶回對方在東柏林「圍牆裡」承諾我的人，這條迢迢長路也將告一段落。對一個私人開業的律師而言，這段路不僅是一個案子，更像職場生涯，因為其中涉及的法律事務耗時，無關法律的連帶工作更加繁瑣。
艾伯爾上校在美國服刑近5年，我是唯一探監者，與他直接書信往來的人也只有我一個。艾伯爾活到老學到老，求知若渴，腦筋靈活，是個特別的人，個性合群，樂於思想交流。在紐約聯邦監獄服刑期間，他不惜壓低身段教牢友法文—而牢友連英文都一知半解，是黑手黨惡棍，因對垃圾業者施暴而鋃鐺入獄。
就這樣，艾伯爾和我交談、通信；想法有時相左，有時交集。我們討論他的案子、美國司法制度、國際事務、現代藝術、寵物溫情、高等數學或然率、兒童教育、諜報與反諜報、各路在逃人士的寂寞，也討論如果他死在監獄是否火化。他的知識廣泛，興趣也似乎無窮無盡。
在本書開頭，我必須聲明艾伯爾從未告訴我的東西。艾伯爾是否受蘇聯指使在美國行動，他從未對我承認。讀者也許覺得不可能，但事實就是事實。身為KGB上校的他有可能決定自行從事諜報工作。然而，我辯護本案時，總不忘一個前提：美國政府掌握艾伯爾與其蘇聯上級的罪證如山。辯護全程，我以這前提為根基。再者，他知道我深信不移，也默默接受，更從不否認其真實性。我們討論案子時，甚至也以同理為前提，但他從未明白表態，在這方面甚至對我也守口如瓶。
為什麼呢？難道他以為我思想天真，以為我認同蘇聯，或是腦筋糊塗了？完全不是。平心而論，明白坦承不僅背離他30年來苦練的大小本事，更重要的是，承不承認在訴訟上並無必要性。我們在這方面的溝通就是以「有無必要」為基準。我曾問他真名是什麼，他沉思後回答，「為我辯護時，這事實有必要嗎？」我說，沒必要。他一腳拍拍地，說，「那麼，我們改談比較緊要的事務吧。」
此外，從一開始，他就接受我是法院指派律師的矛盾立場。他瞭解我深信，只要我憑良心盡力為他辯護，就能效忠國家、不虧職守。但他也知道，用來為他捍衛法律權益的資訊是一回事，與法庭無關的資訊有些可供美國反情報單位善用，這些資訊又是另一回事，他能辨別這兩種資訊。對雙方而言，審慎坦誠是非守不可的準則。
這種獨特的律師-客戶關係在我書寫艾伯爾上校案例時大有助益。假使在寫作時，我仗著艾伯爾已躲回鐵幕內，自己恣意亂寫一通，我必定對不起個人的專業良知。最高法院判決下來後不久，我在1960年開始籌備出書，他不但知情，更說，既然以本案為主題的書絕對有人搶著出，他倒寧可讓我寫，不願讓「職業寫手為提升民眾消費意願而誇大或扭曲事實。」
直至今日，我不願辜負他對我的信心。即使是這份宣言也多此一舉，因為無論他如今在何方落腳，我的所知無法陷他於不義。一個蘇聯匪諜死不開口，在美國人眼裡，他是危險人物，但對他的祖國而言，這卻足以證明他的愛國情操。
我出任艾伯爾辯護律師的第一天起，我就決定為本案寫日記，原因有幾個。第一，接到如此複雜的訴訟案時，不時翻閱日記有助於溫故知新。第二，假如客戶被處以極刑，而我面對外界誣指我未憑良心為他打官司時，我可藉讀日記安心。最後，自從紐倫堡大審判後，這可能是我碰到最具挑戰性的案子，日記可作為私人筆記簿之用。
本書取材自白紙黑字的紀錄，包括按照同時期筆記延展的原版日記、與艾伯爾和他「家屬」往來的書信、法庭議事紀錄、我赴東德之行時國務院發的電報。我為何接下這份案子﹖艾伯爾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最高法院維持原判的表決為何是5比4﹖以美國老百姓的身份進柏林圍牆，沒有外交豁免權，去跟蘇聯交涉，當時的心情如何﹖最後踏上格利尼克橋上換囚，能為美國求取最大的好處嗎﹖種種疑問在以下文字紀錄中自有解答。
1957年有天深夜，我獨自坐著，想到我和艾伯爾的日常互動關係，在日記裡寫下：
我們是兩個不同的人，因美國司法與因緣際會而相遇……捲入一樁值得高格調看待的經典案子。
作者：詹姆士‧B‧唐納文（JAMES B. DONOVAN）
（編按：《間諜橋上的陌生人》是敘述50年代末期，在核武軍備高度競賽下，當美國中情局逮捕到蘇聯間諜魯道夫．伊凡諾維奇．艾伯爾上校之後，這起令輿論民意群情激憤的死亡審判，如何經歷訴訟、審判、上訴、換監，一直到1962年在兩德交界的格利尼克橋上，戲劇化的結局。作者詹姆士．B．唐納文正是當時接受律師協會指派，為艾伯爾辯護的律師。
這起史上最轟動的特務案之一，2015年也改編成電影《間諜橋》，由兩屆金獎影帝湯姆漢克飾演本書作者「詹姆士.B.唐納文」律師，影片即為電影的預告。《間諜橋上的陌生人》由時報出版社出版。新頭殼特別為網友摘錄新書的部分內容。）
史上最轟動的特務案之一，由被告的辯護律師親自撰寫的《間諜橋上的陌生人》。圖：時報出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