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柬衝突下，泰國正在進行總理登記、眾議院改選的進行式。當民主只剩下投票程序，卻無法決定政治結果，它就不再是授權機制，而是一場被高度管理的政治表演。泰國近年的選舉制度，正清楚展現這種「形式民主、實質否決」的體制困境。
制度不是中立的：軍方設計的「民選保險機制」
泰國名義上是一個君主立憲、議會民主國家，總理由國會產生，並由國王形式任命。然而，這套制度的實質運作，早已被2017年憲法重新編碼。
2017年憲法是在2014年政變後、由軍政府主導制定，其核心目的並非單純回復文人政治，而是確保即使恢復選舉，權力仍可被有效控制。最關鍵的設計包括：
參議院250席全數由軍方指派，並依憲法過渡條款，與民選眾議院共同投票選出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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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候選人不必是國會議員，僅需由政黨事先登記；
總理需取得兩院合計過半（376席）支持，方可當選。
在此架構下，軍方即便完全沒有民意基礎，仍能透過參議院行使實質否決權。這並非制度失誤，而是一套明確的「權力保險設計」：選舉可以進行，但結果必須可控。
2023年的現實示範：多數民意，敗給制度否決
2023年泰國大選，是這套制度矛盾最具體的呈現。改革派的「前進黨」在眾議院選舉中成為第一大黨，並成功組成跨黨聯盟，席次超過眾議院過半。依一般議會民主邏輯，其黨魁皮塔（Pita Limjaroenrat）理應成為總理。
然而，在隨後的總理投票中，參議院幾乎一致否決其出任總理的可能性。即便其支持者來自多數選民，仍無法跨越由非民選機構掌控的門檻。其後，憲法法院介入相關資格爭議，使組閣程序陷入長期停滯。
這場選舉清楚說明一個事實：在泰國，勝選不等於執政；多數民意，仍可能被制度性否決。
2024年參議院改制：去軍事化，卻未民主化
依2017年憲法過渡條款規定，軍方任命的250席參議院任期為五年，並於2024年正式屆滿。自此，參議院不再參與總理選舉，總理改由眾議院單獨投票產生。
表面上，這似乎象徵軍事政治的退場；實際上，權力只是換了一種存在方式。新制下的參議院縮減為200席，同樣不是民選，而是透過一套高度技術化、封閉的「功能界別內部互選」機制產生：沒有全民投票；沒有政黨提名與競選活動；候選人由制度審查、並在同類別中層層互選產生。
雖然新參議院不再投票選總理，但仍掌握修憲門檻、憲法法庭與多個獨立機構人事的關鍵影響力。換言之，這是一種從「軍方直接控制」，轉向「制度性自我複製」的權力安排。去軍方化，並不等於民主化。
沒有參議院投票，就等於民主回歸嗎？
即使在2026年後，總理由眾議院單獨選出，泰國選舉制度仍存在三個結構性限制：
總理候選人被預先框定：選民並非直接選擇總理，而只是選擇哪個政黨的「候選名單」較有機會啟動。真正的選擇權，發生在選前的制度審核，而非選後的民意裁決。
高度碎片化的國會結構：眾議院500席長期呈現多黨分立，單一政黨難以過半。聯合政府成為常態，組閣結果往往取決於妥協能力，而非民意強度。
政治責任被制度稀釋：在此結構下，最有機會出任總理的，往往不是最受選民支持者，而是「最不具爭議性」、「最不威脅既有體制」的人選。
選舉仍在運作，但政治責任卻被前移、分散，甚至消失。
結語：問題不在於怎麼選，而在於選了算不算數
泰國的核心問題，早已不是「有沒有選舉」，而是：選舉結果，究竟能不能轉化為政治權力？只要制度仍允許非民選機構對民意行使實質否決，只要政治責任無法清楚對應選民選擇，那麼再多次選舉，也只會加深失望與不信任。
民主不是程序的集合，而是一套能讓權力回應選民的制度邏輯。如果選舉不能帶來問責與更替，它就只是被精心設計過的政治儀式。而一個長期讓人民「投得出來、卻決定不了結果」的體制，終將把政治推向街頭、司法與制度邊緣。
這不是泰國民主不成熟，而是制度選擇了不讓民主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