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318學運，對於外界檢討運動期間內部決策不夠民主、片面通知退場決定等缺失，決策核心人物黃國昌接受《新頭殼》專訪時坦承在長達24天的過程中，指揮中心的決策確實有檢討空間。不過，黃國昌強調，直到現在他仍反對當初有人主張打通裡外，「全面佔領立法院」的觀點。
雖然運動本就是每個人一起參與的運動，但提起318、太陽花學運，最為人所熟知的名字還是台大政治所學生林飛帆、清大社會所學生陳為廷和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員黃國昌3人。
如今學運即將屆滿周年，回首當初運動的決策過程，反思一年來運動的外溢波瀾，幾番起伏後，當初策劃、指揮這場運動的核心人物如何計較損益、成敗？
林飛帆和黃國昌都認為，318學運實質上達成阻擋執政黨政治議程的效果；包括兩岸服貿、貨貿協議的闖關，也破壞了國共兩岸平台逐漸走向推動馬習會等政治協商的進程。
黃國昌說，當初馬政府遲遲不願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如今至少已排上議程也願意實質討論，只是條例內容還需要角力。同時，他們也對學運後公民社會累積很大力量，年輕人開始普遍的關心公共事務的效應表示樂觀，而更令人意外的外溢效應則是，去年9合1選舉的結果，更導致馬英九喪失國民黨主席寶座。
不過，林飛帆也說，當時很多東西目前才做了一半，諸如公民憲政會議或原本今年3月要開的國是會議迄今仍遙遙無期，憲改議題等於是延宕不前，而新任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所宣示的改革黨產、選制的進程也未見蹤跡，顯示這場運動仍有待持續推展，才能落實進一步的改革。
決策機制遭批不民主
從議場出關後，林飛帆、黃國昌、陳為廷一同組成「島國前進」，推動補正公投法。對於這一年自己表現的評分，林飛帆說，「沒有好壞判準。」但他也指出，318學運當時對於議場決策中心被批評不夠民主的現象，他當時沒有做得很好，如果能讓幹部輪班、輪替，讓決策機制討論的參與者更多或許可以改善許多困境、減少夥伴的挫折。
黃國昌也坦承，當時的「決策圈」不夠大。黃舉例，當時決定重要會議的聯席會議中，NGO有10個代表，學生也有17、8人，加起來每次開會的人其實不少，但事後反省這些代表絕大多數都是一開始就參與「反黑箱服貿陣線」的人，而佔領議場後參與青島東路、林森南路8巷、濟南路的賤民解放區的人都是後來才加入的，但決策聯席會並沒有隨著運動規模擴大而增加外圍佔領區代表。
黃國昌說，運動到了後期、也就是去年4月初時，外圍這些的參與者想要推代表出來，議場內雖然一度試圖要推動（加入外圍代表），但運動後期運動的張力、擴張速度太快，以致有些措手不及。
退場時機對不對？
黃國昌表示，對於退場時機的決定，當時的確有很多人不諒解，覺得好像是被片面通知，但其實議場內原本決議是，應先對立法院外的人說明、溝通要退場時機，只是後來因為發生一些事情而有所變化。
就黃國昌回憶所及，有關退場的決定，前後至少有上百人次參與討論，開了2、3次會議，決策長達24小時。4月6日週日下午4點在勞陣開會時，在討論要在週四〈4月10日〉或週五退場時，那時也「初步」決定，要派人去立法院外向群眾說明、溝通即將要退場的消息。但當天卻傳出馬英九跟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又聚在一起，並有意在晚上開記者會且有重大訊息宣布；而退場消息傳出後，還有一個人（編按：指王奕凱）突然衝到議場內高聲反對退場，讓林飛帆和陳為廷必須先回議場處理，導致可以說明和溝通的時間都被壓縮。
黃國昌說，討論退場時機時，在場參與者都言明尚未最後定案，仍須各團體代表回去跟團體討論，隔天週一再作最後確認，沒想到消息卻走漏，隔天報紙就登出要退場的消息。因此，他能理解立法院外的學生與群眾看到報紙才知道退場時機一定很不能接受，也必然會產生一定程度的質疑，之後再做說明也有點太晚。此外，他也認知，參與決策會議的人越多，也越難避免有人會把不成熟的決定走漏給媒體。他也認為，做成退場決定的團體代表跟他所屬的團體成員之間的溝通也不夠，對於要不要退場的意見也有分歧。
黃國昌說，運動當時資訊多且混亂，在判斷和處理資訊時，若能有更多時間去做process的話，可能在運動過程當中，許多誤會可以避免。不過，撇開消息走漏的部分，他說，就當時的timing來說，他到現在還是贊成當時所做撤退的決定。
黃國昌說，他們當時經過沙盤推演，預估兩岸監督條例週二、三應該可以出委員會，若要確認立法院是否會把監督條例送到院會付委，最近的時間點就是該週五〈4月11日〉的院會，所以最後才決議週四退場，好讓議場隔天能開院會。後來確實也印證了當初判斷是對的，因為隔天確實就將兩岸監督條例實質付委了。
未全面佔領立法院的決策錯誤？
318當晚，學生突襲攻入議場，讓警方措手不及。議場僅有幾個出入口，易守難攻，第一晚警方曾發動3、4波攻堅想奪回議場，最後卻都被學生擋回，同時，立法院外也聚集越來越多的人群。只是，當時除了議場之外，立法院院區內其他空間仍在警方掌控中，要不要一口氣突破防線打通內外院區，讓議場裡外可以流通，甚至全面佔領立法院，換取更多政治籌碼，成了當時一大決策難題。
只不過，從318開始一直到學生從議場出關的24天裡，硬闖院區防線、全面佔領的計劃始終沒有施行。如今檢討當時爭議，參與者間仍有不同見解。
黃國昌表示，他不會用「鴿派、鷹派」二分法去形容運動的夥伴，也不覺得自己就是鴿派。但他承認，「在有些決策上我不夠激進」，例如當已經佔領立院議場後，在討論要不要全面打通院區的會議上，他就持強烈反對立場。因為就他現場評估，以當時的警力部署，若真的要硬衝，不但一定會流血，社會對於運動支持度也會降低。一年後的今天，他還是持同樣看法，因為「真正讓太陽花成功的不是佔領了多少面積，而是台灣人對運動的支持」。
不過，對於「全面佔領」的說法，也有議場內幹部有不同看法，認為當時警力頂多2、30人，跟上百學生相比，真要衝的話反而是可以把警察抬出去的；甚至當時議場內外也有共識，議場學生都已經喬好暗號，準備接應青島東路上的群眾，但卻遲遲沒有行動。而聽到黃國昌迄今仍反對全面佔領的觀點，部分運動幹部強烈質疑黃的說法只是藉口，因為「只有空間上被切斷，他們才能繼續掌權」。
對此，學運期間，長期在外場顧場的公民1985行動聯盟、國會調查兵團代表王希也認為，當初的確應該要嘗試全面打通立院議場內外群眾的連結。他說，318第一晚，只要警察開始對場內攻堅，青島東路場外就會推擠門，分散警方注意，那時候本來打算要衝破防線，但因為人太多，擔心容易受傷所以沒衝。而場外人群在一直到週五（3/21）晚間突然變多，大批警力也是在那時才增援，所以在那之前的幾天，外圍群眾衝進立法院的成功率是很高的。
對於全面佔領的決策遭否決的另一個說法是，決策中心刻意製造議場的「孤島效應」。亦即型塑議場很難進入，亟需民眾聲援保護的感覺，藉此壯大社會輿論關注。王希認為，這效應在佔領立院的第一週確實是有效。但換個角度想，如果頭幾天就能全部打通內外、擴大佔領區域，也可能會讓民眾有「光榮勝利」的感覺而更願意共襄盛舉。如此一來，或許不需要拖到24天就能達到訴求，甚至第一個星期就能完成運動的目標，或許就不至於發生行政院流血事件。
黃國昌表示，他到至今仍反對全面佔領立法院，除了會流血，還會降低社會支持度。圖2之2：新頭殼資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