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的台灣人身處在「帝國」日本與「祖國」中國的夾縫間，不斷反覆地在被壓迫、被排斥的「交涉」、「跨境」過程中，日本大學文理學部中國語中國文化學科教授三澤真美惠，藉由電影人的築夢歷史，呈現出台灣人在政治尷尬期的邊緣窘境。

三澤真美惠明(29)日將現身高雄美術館城市講堂，以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的角度切入，由他所著的「在『帝國』與『祖國』的夾縫間 ─ 日治時期台灣電影人的交涉與跨境」一書中，探索追求電影夢的台灣電影人的故事，拾回電影史中遺落的拼圖，此也反映出台灣人當時的無奈與失落感。

書中以當時活躍電影界的劉吶鷗、何非光兩位跨境入中國大陸的殖民地台灣出身電影人為代表，其中劉吶鷗曾擔任新成立於南京的國民黨中央電影攝影場的電影製作，是個參與實際作品製作的電影人，但在中日戰爭爆發後回到上海，因參與日本軍的電影活動而被當成「漢奸」暗殺。

至於何非光在上海是以演奸角出名，中日戰爭期間在重慶拍抗戰電影，其數目之多在當時重慶與史東山並稱第一。儘管如此，他卻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大陸不斷地被批鬥為「台灣特務」「日本間諜」「反革命的罪人」，在故鄉台灣則被當成「滯留於受共黨支配大陸的人」。

直至1995年台海兩岸民主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何非光才得以再度以電影人之姿被加入公共電影團體。之後，中國大陸與台灣兩地開始重新評價他的作品；劉吶鷗則是被遺忘近半個世紀後，近年已開始出現評價，但被當成「漢奸」暗殺，迄今仍充滿謎團、尚未完全被研究。

書中除確認電影所謂的「現代」與殖民地之間的相關性，同時還可以確知，被殖者台灣人不論在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或是逃離殖民主義跨境入中國，他們都曝露在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以及深受其苦的中國人充滿猜疑的眼光所引起的排外式民族主義之下，而不得不持續反復於交涉與跨境的過程之間。

三澤真美惠在書中運用各地的檔案史料與日記、書簡、個人訪談等資料，解開台灣、上海、重慶三地間電影周邊的政治性，並循線勾勒出他們的足跡，重新連接起電影史當中失落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