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中國時報記者黃哲斌發表「我搭著噴射機離開」一文,辭去他近16年的工作,掀起了新一波「反政府置入行銷」運動;而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助理教授、前中視主播劉蕙苓則補上一槍,以她過去親身經驗揭露業界不堪聞問的過程。

最近,她將她多年研究、訪問資料,以她博士論文為架構,集結成書「新聞,多少錢?!探索置入性行銷對電視新聞的影響」。今(9)日中午「開放編輯室」將邀訪劉蕙苓教授深入探討新聞置入行銷的起源及對於媒體專業的傷害等議題。歡迎各位網友收看。

對於新聞置入性行銷一事,劉蕙苓表示,她非常憂心大家都沒有感覺,讀者沒有感覺,甚至記者圈自己也是一樣。這本書就是她在業界工作20年後,希望能從學術、從資料收集、分析來看新聞置入行銷,了解有沒有別的替代方法。

劉蕙苓表示,在2000年前台灣媒體競爭沒有這麼激烈,是個相對良性的環境。新聞界的工作壓力不會老是在經濟上打轉,老闆不會說我們上個月不賺錢等等。就算比較不賺錢的報社,都會認為辦媒體的目的就是:「要為這個社會做一點事情。」

劉蕙苓說,在那時期,新聞置入就算有也是零星的事件。而業務部的同仁來拜託跑調廣告大客戶新聞時,也都偷偷摸摸的說。然後,編輯台上的長官:「歐,好」一聲後,就擱著,根本不會拿給記者要去做。最多也是,業務部比較熟的同事以交情拜託,希望記者給一點面子去現場看看,不要讓業務拉不到廣告,並不會強迫記者發廣告主的新聞。

劉蕙苓表示,但2000年以後就有了很大的改變。從1996年有線電視陸續加入後,為了爭奪廣告,影響了整個電視圈的經營方式。到了2003年蘋果日報進入台灣,瓜分了廣告的大餅,才影響了台灣平面媒體的生態。

同時,劉蕙苓指出,2003年中信局統一採購的招標案中,新聞置入一詞正式出現。所謂的中信局招標案就是政府將各部會的宣傳預算綁在一起,再透過中信局去做統一招標。統一資源作更多運用的想法,出發點並沒有問題,但放入置入行銷在招標項目中就有很大的爭議。

劉蕙苓表示,而標案金額非常高,對媒體後續的影響非常大。因為大家每年就會想去標這個大案子,那個大案子有分很多項目,有採購、有拍廣告,還有新聞的規劃等等,所以電視台就開始有系統的在養一批人,有的電視台就成立了整合行銷部門、有些則在業務部成立了公共業務部門,專門去標公家單位的案子,而在那時候新聞被組裝成產品之一。就算你的服務沒有列新聞置入,評審時也會問,為什麼其它家有列你沒列?

而替政府置入這件事,也導致了新聞工作者防線的退守,劉蕙苓表示。不少電視台就是用標案賺了很多錢,甚至有個電視台每年標案賺到一億多。而對政府置入鬆動新聞信條後,也帶動了商業的部分,讓媒體認為對大客戶也可以這樣操作。

而當界線一直退,劉蕙苓表示,把記者和新聞的層次拉低了,記者就像變成業務人員的助理一樣,記者做的不再是採訪,成了業務的附屬,只是去支持業務的工作,讓業務去把錢帶回公司。

對於這個亂像,劉蕙苓表示,其實目前台灣最抗拒置入行銷的媒體就是蘋果日報,反置入運動時也是蘋果版面最大。劉蕙苓認為蘋果跟台灣大老闆不同,台灣大多數媒體大老闆都只想用最快速的方法去解決財務問題,沒有花時間去創新規劃,去思考還有沒有其他可能的商業模式,一昧將所有的營收建立在把新聞賣掉的基礎上了;但這個捷徑可能造成更大的犧牲。。

新聞置入行銷的影響之一,劉蕙苓強調,「你把新聞當作這麼廉價的東西去出賣,這樣你真的不值錢了耶﹗」這個社會大家已經對媒體失望了,堅持要走優質的媒體也越來越少 大家都淹沒在一片的錢海當中,然後雖波逐流。

劉蕙苓也認為,這也造成了資深的的同業都選擇離開,這批工作了15到20年的成熟記者,歷練多,經驗整個台灣大社會轉變,對社會議題的看法很成熟,做的報導對社會有很大的影響力,可是卻一個個離開了。

劉蕙苓說,這就是什麼她要寫這本書,從以前她就觀察到,記者2000年就已經在體制內抗爭,「抗爭到最後的結果就是我們都越來越不抗爭了。」

相較於產業的淪陷,劉蕙苓提到新聞置入行銷這件事最後能被被社會大眾廣為知道,就是因為有一批學者在2003年時就跳出來,基於對於新聞公共價值的堅持,不斷抨擊、去堅持這件事情,在台灣社會去維持這樣公共性的力量。

劉蕙苓說:「台灣傳播學者可愛的一點就是說,知道台灣媒體現在的狀況,如果不再為這件事堅持的話,我們對社會就沒辦法交代了。」

劉蕙苓認為,好除了新聞工作者自己的要求外,更重要的是民眾要有自覺。其實,現在是有改進,至少開始會去標示廣編稿字樣,電視台在置入的系列報導也少很多,這就是很正向的發展,也希望後面有更多人的可以繼續堅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