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跳樓事件頻傳，原因被指向員工患有精神病，但在中國廣東梅州學校，也傳出有超過一百多名教師集體罹患精神病，在校園血案頻發的當下，引發中國媒體關注。《南都周刊》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報導，並且鉅細靡遺的報導當地老師面臨的生活困境及壓力。

廣州《羊城晚報》一篇刊於5月13日報導—《廣東梅州逾百名教師患精神疾病》。引起當地中學化學教師陳麗的不解。陳麗想不明白，梅州怎麼會一夜間，竟有上百名教師患上精神病，身邊不少朋友很好奇的問她：「你們工作壓力有這麼大嗎？」

這篇文章報導說，「梅州市教育、公安部門經過排查，發現校園內外備受精神疾患人員困擾，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教師隊伍中精神病患者超百人。」在寫到精神病患老師在校園會不會造成危害時，報導援引梅州某縣教育部門官員的話說:「校方負擔很重。如果讓這些老師上課或擔任班主任，遇上調皮學生不聽話，可能就會激怒他而鑄成大錯。」

然而，僅僅6天后，《羊城晚報》再次報導說，「有教育界知情人透露，梅州教師隊伍患精神疾病的人數超過報導的數位。」

由於從3月23日到5月12日，中國各地連續發生6起校園暴力血案，梅州地區若有如此多的精神病教師，豈不是讓學生置身于一個隨時爆炸的炸藥庫中？由於引起許多人對此報導懷疑，南都周刊對此進行了調查。

南都周報訪問了《羊城晚報》記者黃蔚山，他坦承確實沒有採訪梅州市教育局，而是在報導梅州地區校園安全工作時，無意中聽到個別縣教育局人士說，患有精神病的老師很可能是安全工作的一大隱患。對此留意的黃蔚山，根據自己從各縣教育局打聽到的資料，得出了“教師隊伍中精神病患者超百人”的結論。

他堅持自己報導的數位是確鑿無疑的。「實際情況只會更糟糕。」黃蔚山說，「自己的自信，來源於各縣教育局對精神病教師莫名的緊張。」

梅州市管轄的另一個行政區——大埔縣，早在2007年，就在全縣5000名教職員工中，查出16名精神病人。拿著這份全縣精神病教師名單，大埔縣教育局安全室主任丘思克指著其中兩個教師名字說：「在我們建議下，她們已由教學崗位調到了教務處，不會對學生造成任何危害。」

丘思克擔心，「這些平時看不出異常的教師，萬一受刺激拿刀砍學生怎麼辦？」為此，在5月3日會議結束後，大埔縣教育局果斷決定，停止這些患病教師的教學工作，為他們另行安排工作，並向縣政府遞交了建議調換精神病教師工作崗位的報告。丘思克現在的一個工作任務就是，令所在學校監管這些患病教師，以防不測。

黃蔚山說，「各縣教育局的焦慮不是沒有原因，梅州教師的精神病問題肯定相當嚴重。」

「梅州教師確實承受著令人難以想像的壓力，但不是在收入與環境俱佳的城區學校，而是在混亂與貧窮皆有的山區。」興甯市黃陂鎮僑光中學教師潘寶丁說。

2009年，在廣東21個地級市GDP排名中，梅州名列倒數第五，經廣東省政府核定的貧困村更多達551個。由於貧窮，這裡很多年輕夫婦，選擇到富裕的地區打工，從而造就了當地教育的一個尷尬現象——留守兒童。按廣東省婦聯的統計資料，2007年梅州約13.79萬名留守兒童，在廣東省排名第二。

在潘寶丁的班上，有數十名學生是留守兒童，或者來自單親家庭。 「教師們是既當爹又當媽。」對留守學生的教育，大埔縣虎山中學校長張晉田有時很無奈，很多事本不該由學校和老師來管，但最後總是不得不管。一次他實在忍不住，拿起電話打給一個母親：「你還有沒有一點良心，你兒子眼睛生病都快瞎了，居然還說要加班來不了……」

然而，在留守兒童的問題還沒尋找到好的解決方法時，山區的留守兒童們又漸漸接受了一個理論——讀書無用。一次，潘寶丁準備勸說一個男孩放棄打工，最起碼念完初中，誰知卻遭到反問，「潘老師大學畢業，工資還不是跟我在廣州打工的哥哥一樣多。」

讀書無用論，再加上計劃生育的實施以及中國人口高峰期結束，山區學校的生育率呈直線下降。1989年，大埔縣共有11萬名中小學生，到2009年竟降至5萬人。此外，每年還有1000多人，轉向條件更好的梅州市區讀書。

生育率的直線下降，令梅州市政府不得不規定：凡輟學率超標單位，均列為防輟重點管理單位。這些壓力由各縣教育局壓到學校，最後轉嫁到老師身上。

「我必須保證班裡流失學生每學期不超過3個。」這已是潘寶丁不能承受之重，但強壓之下，他只有接受才能保住績效工資。「這只是一個開始。」梅州嘉應大學一位熟悉當地教育狀況的教授說，隨著學生人數的進一步減少，山區學校的前景就是撤校並校，那時山區教師們還得為飯碗而擔憂。

華南理工大學心理諮詢與健康教育中心副教授張萌擔憂的說，在抗壓能力低的人面前，事業挫折、收入下降等變故，都是精神病的誘發因素。大埔16名患精神病教師，其中4人在縣城，其餘全在山區，黃蔚山的調查中，各縣山區學校中的患病老師占相當大比例。

張萌萌稱，在巨大的壓力下，又有多幹少酬的不公平現象，山區教師的精神壓力就不難理解，如果再因為家庭、情感或者性格等方面存在不和諧因素，確實極易誘發精神疾病，但這不應是有關部門面臨校園安全問題時放出的擋箭牌，必須從根子上解決，方能真正消除隱患。

教了十年書的興甯市某中學高級教師孫天林，沒想到自己的妻子——同一家學校教師張玲，會因為調動發瘋了。

孫天林有十年教齡，工資每月只有1600元，而他的同學，同樣的職稱，在梅州市梅江區，每月能拿到3600元。多幹低酬，孫天林和張玲也早有轉回城區學校之心。

從2002年起，教了11年數學的張玲開始謀劃自己的調動，並為之花了4萬元，由於興甯市教育局領導換屆產生內部糾紛，最終沒有成行。

誰知這竟是他們一家不幸的開始。沒能轉入市區學校，張玲一直不敢同意丈夫買房，因為她的朋友老在耳邊念叨供房艱辛，使她坐視興寧房價從每平方米700元漲到2600元，這成為她一大愧疚。

孫天林說，看著家裡的拮据，妻子時常暗自落淚，這幾年更是轉而信佛，妻子病發前一個星期，還神秘地跟他說，昨夜已夢見財神告訴其香港「六合彩」的結果。

為了讓張玲斷了迷信之心，孫天林給了一百元讓妻子購買「六合彩」，結果沒中。第二次，又買了一百元，結果還是沒中。第三次，張玲歇斯底里賭咒發誓絕對是真的，更大氣地買了兩百元，結果仍沒中。事後，孫天林雖然沒有埋怨妻子，但張玲總是說著一句話：「以前不信神仙不得救，現在信神仙也不得救，怎樣才能得救啊？」此時，孫天林已有不祥預感，妻子已經崩潰了。

一個星期後，2010年4月9日，張玲抱著女兒，站在陽臺上發呆，還不讓生人靠近，孫天林看到後，立刻跑過去想要回女兒，卻被妻子死死咬住了手指。儘管流血不止，但他怕妻子受傷，不敢用力反抗，「我心裡真是悲涼萬分，她是真的精神病發了。」第二天，在岳父一家幫忙下，張玲被送到興寧市庭芳醫院，診斷為被害妄想症。

《南都周刊》記者同時也訪問了許多老師或中共幹部，對《羊城晚報》那篇報導加以否認，並說從沒有聽過有這樣的調查。但南都周報的補強訪問，卻對事實部分，提供了更多的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