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流亡作家貝嶺今（5）日對於中國作家參與政治的現狀表示，當政治干預文學到一定程度後，文學也會反過來干預政治。並感慨中國維權人士劉曉波放棄文學創作，走上為中國民主開放抗爭之路。
貝嶺目前身為《傾向》刊物總編輯，2000年被中國遣送出境，至今仍無法返回大陸。這次在台北國際書展舉辦「傾向特展」，內容就展示中國大陸地下文學刊物。
對於流亡文學的歷史階段性，貝嶺不否認文學與政治難以分割的關係。貝嶺說，自1949年以張愛玲等人的第一波作家流亡潮開始，中國作家便開始散居各方；89年六四事件發生，更發生幾百位到上千位的作家大規模離開中國，其中，也見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
貝嶺表示，79年鄧小平上台宣佈實行改革開放，地下文學也就跟隨滋長起來，當時的地下刊物如《今天》，多是以詩歌題材來發表。後來，中國當局也傾向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方式消極對待地下刊物，一方面為了宣洩文人感情，一方面也是擋不住地下刊物的發展。
談到文人涉政，貝嶺感慨地說劉曉波是一名現代中國相當優秀的作家，其作品文學性相當強。不過近來劉曉波專為中國民主改革開放努力，一方面貝嶺認為這是文學界的一大損失，一方面也為世界多一名偉大的異議人士而歡欣。
對於流亡作家的歸向，貝嶺認為，中國比俄羅斯受制文人幸運許多。中國文人還擁有香港、台灣、中國城等地作為暫時棲身之地。利用華人社會的影響力，中國作家不至於非得流亡西方國家，才能發表作品。這部份，貝嶺坦承台灣給予他一個相當自由的空間得以自由創作出版。
提及與台灣文人的互動，貝嶺卻又以「自生自滅」來形容處境。他說，他從未向政府或台灣文學界請求任何輔助，傾向以騎單車或逛跳蚤市場等方式與庶民文化同居。貝嶺與台灣文學界的互動，以93年的台北書展為例，即曾邀請8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因卡（WOLE SOYINKA）來到台灣，他說「不伎不求」是現在的心境。
不少文人因為政治壓制因而封筆。貝嶺說中方邀請他寫評論，卻在網路刊登後立即收到中國網監機構要求修改或刪除文章。與其被刪除文章，或者修改文字，貝嶺認為，不如不發表。（http://newtalk.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