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的主題國，中國官方代表團在展場和法蘭克福市區各處，舉辦超過200場的作品朗讀會和研討會。一個看似熱鬧的展場，對照於中國在境內進行的書籍審查，顯得相當諷刺。
知名中國作家余華的作品《兄弟》在中國已賣出150萬冊，這還不包括盜版的刊本。余華說：「我只是幸運，如果是在（書出版的）幾個月以前，或者幾個月以後，我的書根本不會被允許出現在中國！」
德國明鏡週刊報導，余華認為自己之所以能夠躲過審查，是因為書出版時，一個有名政治人物的寡婦恰巧去世，而她是文化大革命著名的受害者。媒體審查人員當時正在等候當局指示，是否放寬對於這段瘋狂時期的言論尺度。
《兄弟》已被譯成德文，並被認為將在德國熱賣。
余華另一部著作《活著》1994年被拍成電影，由鞏俐領銜主演，不過遭到中國查禁。如今《兄弟》的電影版也看來不甚樂觀，余華說當局已經向他表示不會同意。
余華將跟中國官方代表團一同前往法蘭克福，但是他仍說出一般認為成功的中國小說家不會說出的話：「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是不公不義。我們的法官跟員警都腐敗了。過去一年裡，官方紀錄就有1000萬件申訴。1000萬人覺得自己被不公平地對待。這是我們最大的人權問題。」
德國明鏡週刊報導，也許中國無法控制所有的出版品是因為幅員實在太大了；又或許余華得以名利雙收，並代表中國文學參加法蘭克福展，而其他人依然在獄中，寫著永不會在中國出版的書這些種種，純粹只是個巧合。在中國，想要辨別敢言與異議份子的界線是十分困難的。
如果某本書被查禁，通常並沒有討論或抗議的空間，但即使有也所費不貲。跟電影產業的字幕必須提交付審不同，書籍的審查是在出版之後。
例如中國知名作家閻連科的書就得以上市了3天。不過出版社之後仍得進行回收，後來雙方並就應該支付閻連科的費用起了爭執。就是這種財務上的風險──尤其又因罰款而放大──使得審查制度產生效果。閻連科說：「自我審查比官方審查要來得嚴重多了。這麼多年以來我一直在妥協。有甚麼好處嗎？根本沒有！中國小說家的血管裡就流著自我審查的血。」
閻連科諷刺中國作家的環境已經改善許多：「30年前異議作家被酷刑折磨，甚至遇害。15年前我的一本小說被查禁時，之後半年我都得定期向政府遞交報告，並且自我批判。不過到了今天，已經不會有人來干預我的私人生活了。」
閻連科不被允許隨官方代表團前往德國，但他的著作已被德國烏爾史坦（Ullstein）出版社出版，所以無論如何他還是能夠去法蘭克福，但是他不願去。「我最好還是不要去，並且保持沉默。」官方正在法蘭克福籌辦一個廟會，就像春節時會辦的那樣。閻連科說，他只會冒犯前往該地的政治人物及工作人員，而這是很危險的。
閻連科說：「我還得在中國過活。我並不堅強，有時候我甚至是個懦夫。我得想想我的老母，老婆跟小孩。我不想讓他們惹上麻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