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議員揭發貓纜保全事件，被台北市政府喻為腳尾飯翻版，民視也受到波及，過去在許多新聞上，常見媒體為搶獨家新聞，不顧法令及未判斷新聞來源，成了提供新聞對象的傳聲筒，無異就是另類的借刀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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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年代由近到遠，以台中市黑道份子、綽號「阿保」為例，TVBS記者「應邀」前往採訪，「阿保」在鏡頭前亮槍，透過新聞畫面向一名特定對象嗆聲，新聞台以獨家新聞的名義播出後，引發軒然大波，也使當時的電視台高層到採訪的記者，進入司法程序中，也分別被調職及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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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曉燕案重要關係人張志輝，在殺害女友分屍後，載運屍塊先通知電視台記者到場採訪，記者在採訪完畢才通知警方，這樣的程序雖讓張志輝符合刑案自首要件，但在新聞立場與刑事訴訟法的規範中，媒體處理犯罪新聞時，未以法律規範為優先考量，也受到爭議。
再回溯到80到90年代，多名槍擊要犯四處囂行，警方無法掌握其行蹤加以逮捕，從綽號「來來」的林來福首開先例，投書給平面媒體，還很了解媒體特性，附上身分証字號和捺印指紋佐證身份，媒體也先採取原文真跡見報，再將信件交警方採證。之後的「黑牛」黃鴻寓、白案主犯陳進興也依樣畫葫廬。
當時甚至有報社在報導中，蓄意將同類案件張冠李戴，企圖激怒在逃要犯投書，以搶得要犯投書到該報，形成另類的獨家新圍競爭。不過說也奇怪，接獲逃亡要犯投書的報社，幾乎都是同一家。
律界認為，媒體為報導事實真相，取得第一手的資料或畫面雖無可厚非，但應以通知警方為優先，如為求採訪隱瞞涉案人犯的行蹤，可能會涉及藏匿及非法掩護罪責，嚴重者還會被列為共犯結構。
警界表示，以市議員揭發貓纜保全事件為例，當地如屬封鎖區域，並已有標示，任何身分都不得在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前擅自闖入，如因屬司法證據保全範圍，擅入者有破壞現場之虞，也已屬違法。
至於要犯利用媒體當傳聲筒，警界認為媒體應有法律常識，媒體報導不應凌駕於法律之上，為求獨家就聽從要犯指示，否則因片面報導造成社會不安，媒體就難以卸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