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靜

新聞張靜觀點》評丁守中的選舉無效之訴

台北市長候選人丁守中於107年11月25日清晨在台北市全部開票所開完票確定投票結果後宣佈將提選舉無效訴訟，對於「館長」陳之漢質問丁守中「你到底要多貪啊？」這樣情緒性的發言，固不值一評，但對於律師林智群的質疑：「若國民黨主張選舉無效，那發生同樣情況的新北、台中、高雄等，就都該一起提起選舉無效訴訟」，這

新聞張靜觀點》律師 你可以不滿意 但千萬別不在意

人民參與審判究應採陪審制還是參審制，是今（106）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所有議題中之重中之重，深獲各方關注，不料却在5月12日的第四分組第六次會議中，竟7比7打成平手。我本想藉8月12日的總結會議繼續就此議題交付全體出席委員討論、表決，却受限於不合理的議事規則而無以為繼。因而，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改革該何

新聞張靜觀點》評強推硬塞的國民法官制

司法院歷經五個月草擬的《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初稿，已於今（106）年11月30日正式出爐，將參與審判的人民稱之為「國民法官」，而有別於在司法院起草期間所曾使用的「參審員」一詞，但核其實，國民法官制非但就是大家所說的參審制，也更是日本裁判員制的台灣版，故所謂「國民法官」，終究不影響其本質仍是參審制

新聞張靜觀點》陪審與參審何者能解決法官過勞問題？

曾獲選優良法官的彰化地方法院鮑慧忠法官，日前開庭開到一半，因腦中風癱倒在法庭上，目前仍在加護病房觀察中。對此認真負責、盡忠職守法官，我只有尊敬，但法官過勞（死）的問題多年來一直存在，為國惜才，現應刻不容緩謀求解決之道。據司法院統計，台灣第一審法院每年收案數高達157萬件，經過濾進入審理程序的案件，刑

新聞張靜觀點》少了人情練達 法官容易變成法匠

30餘年來，我都不認為一個法律人的第一個職業就是法官，是正確的事。這是一個錯誤的法官晉用制度，每個法官特別是事實審的法官，都應經歷過一段時間－至少10年的律師磨練，才能轉當法官，他就不會與律師站在對立的立場，法官本應中立、公正及公平，他不該與原告或被告對立，但在我們台灣的法庭裡，經常發生法官與當事人

新聞張靜觀點》【司改爭鋒】異哉所謂「司改公敵」一文

前些時候，因為我寫了《蔡碧玉們—社會公敵？》一文，台北地檢察署檢察官陳宗元也很快回應了一篇《張靜們！司改公敵！》（下稱陳文）。看畢陳文，只能說：「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司改公敵」顧名思義，一定是反對司法改革的保守份子，也就是「反改革」的人，絶不會是大力主張司法改革的人，我張靜明明是

新聞張靜觀點》蔡碧玉們－社會公敵？

報載法務部司法官學院院長蔡碧玉指稱，72.7%的民眾是聽名嘴的話「有錢判生，無錢判死」而誤解司法。蔡並說，要提升人民對司法的信賴度，需「約束失控的媒體」。天啊！我們台灣怎會有這樣失控的檢察官，居然還當司法官學院的院長。請大家想想，「有錢判生，無錢判死」這句坊間名言，存在台灣社會有多少年了？而台灣之有

新聞力挺陪審團 張靜對司法界批評的一次總回應

20幾年前，我幫一個話都講不清楚的原住民上訴二審，受命法官是錢通。我們提前到庭，前一庭正在由錢通開庭，我坐在後面旁聽，前一庭的被告是個幫派份子，在法庭上態度非常壞，口氣也很大聲，可說是咆哮公堂，錢通和顏悅色要他不要這麼衝動，有話慢講，不要生氣。等到我的被告開庭，他是原住民，沒受什麼教育，錢通破口大罵

新聞張靜芸觀點》因應食安危機 台灣仍處前現代社會

「過往已逝，來者可追」為眾人所熟知的中國傳統諺語，也習於將其當成無可奈何時自慰與慰人之話語。殊不知，其中所蘊含的意義正是西方社會現代化的啟蒙觀念：對事物感知的時間感差異，與附隨而至的行為模式改變，這也正是人類社會的進化要素之一。 一個社會的進化程度取決於大眾思考中的時間向度，這已在疾病與犯罪─人類社會最原始與最大的威脅領域中，得到充分驗證。而其所形塑的典範變遷則為「預防重於治療(處罰)」。亦即，越奮勇掙脫當前困境並針對未來挑戰進行擘畫，此等社會必然蓄積更為強大的發展動力，係為一種現代社會的核心特質：著眼於未來的展望觀(Perspetive)；反之，越耽溺於對過去的懊悔與追究，該社會必處於一種一再自責，甚至自我內耗既有社會力的狀態，而這正是一種前現代社會的顯著特徵：沉迷於過去的回顧觀 (Restropective)。 兩者間區別在於：當傷害事件既已發生，追究其發生原因與對相關人事的究責，固然有補償損害與正義滿足的必要性，但卻會阻礙對「已形成的傷害絕對無法像從未發生般被抹去」之事實認知。換句話說，眾人目前身處的環境是一個有缺陷的世界，當務之急理應是如何解決這樣的缺陷，並試圖營造一個更為安全的未來。後者比前者需要更多專業與心智，以從事更為細緻周全的行動、組織面之規劃，進而設計出一套在未來最有效率的預防機制，以求在彌補現存缺陷後，使能進一步預防事件的重演，此乃現代知識或資訊社會的特徵。 以此次地溝油、飼料油所引爆的食安危機為例，事件發生迄今，公眾輿論的探討與論述仍聚焦於事發原因之探究，其繁瑣的程度近似於對歷史的考古。乃至於我們所看到的是社會大眾與傳媒持續長達數週對黑心產品來源的起底、對無良企業與業主的譴責、對現存機制失靈的批判，以及政商勾結的醜聞爆料。 就大眾心理層面而言，這樣起底、追因的目的主要是為對事件相關人事物進行集體道德、政治情緒的發洩，然法律責任的追究，乃司法機關權責，事前臆測於事無補。但更為令人憂心不安的是，公眾對類似事件的討論探究，往往僅止於此，對如何修補矯正現況的缺陷，並擘畫最具預防效果之對應方案，不是在最後輕輕帶過就是順帶一提般地應景式結論，正如同當馬政府宣布為此設置行政院食安辦公室，但對相關組織與職權的具體內容卻隻字未置一詞時，必然會招致搪塞與卸責的斥責。 用這樣的標準來檢視台灣社會的進化程度得到的結論是，台灣社會目前最大的危機，毋寧在於社會大眾對公共議題或重大事件的感知與反應的模式，仍舊停留在前現代傳統社會的發展階段，亦即對已發生事件注重其回顧面、溯源式、情緒性以及評價型的特色，而與進步現代社會對公共議題或重大事件的感知與反應的模式，主要採取的是一種展望面、預防式、理性化以及解決型的態度，大相徑庭。 從台灣社會對消極究責與積極預防的態度來看，兩者間所耗費的人力、心力與物力完全不成比例看來，顯見台灣社會仍呈現前現代社會「治療重於預防」的特徵。同樣的範例不僅適用於所有食安事件，也適用於引發太陽花學運的國會運作弊端，以及造成高雄氣爆的地下管線管理等諸多問題上。台灣社會與大眾如仍甘於停滯於前現代社會的狀態，而不思進化到現代社會的階段，可預見的未來恐怕將是，進一步倒退回眾人惶惶不可終日的危機社會。 作者：張靜芸（新台灣國策智庫助理研究員） （圖：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