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6日，是車諾比核災40週年。這場發生於1986年的核子事故，至今仍未結束。當年烏克蘭第四號反應爐爆炸，釋放大量放射性物質，污染範圍橫跨多國，受影響人口數以百萬計。即使歷經石棺封存與新安全殼建設，當地仍維持廣達2600平方公里的禁區，政府每年仍需投入龐大資源進行監測、維護與補償。核災從來不是一次性的事故，而是長達數十年的制度性負擔。

值得提醒的是，核電風險並非只存在於技術失誤。俄烏戰爭爆發後，車諾比與札波羅熱核電廠相繼暴露於軍事衝突之中，甚至遭到攻擊與占領，顯示在地緣政治緊張情勢下，核設施本身即為高風險目標。一旦發生意外，其後果將遠超國界所能承受。

反觀台灣，在完成「非核家園」階段目標後，近期卻再度釋出重啟核電的政策訊號。台灣電力公司已送交核三再運轉計畫，政府則提出「核安無虞、核廢有解、社會共識」三項條件。然而，這些原則至今仍停留在口號層次，缺乏具體定義與可驗證的判準。

何謂「核安無虞」？是通過既有審查即可，還是應涵蓋極端情境，包括戰爭與複合災害？何謂「核廢有解」？是暫存設施完成，還是最終處置場確定？何謂「社會共識」？是選舉結果、民調多數，還是建立在充分知情之上的公共討論？在這些問題未被清楚回答之前，三項原則恐淪為政治語言，而非可被檢驗的治理承諾。

現實上，核三廠已運轉近四十年，設備老化與耐震條件本就面臨挑戰。在台灣這樣地狹人稠、地震頻繁且地緣政治高度敏感的環境中，任何低機率、高衝擊的風險，都不應被輕率承擔。核災一旦發生，其代價不僅是經濟損失，更是世代難以承受的環境與健康負擔。

支持核能者常以能源需求與減碳壓力為理由，但這不應成為忽略風險的藉口。真正負責任的能源政策，不在於選擇最方便的路，而在於選擇風險最可控、代價最可承擔的路。

最後，要強調的是，車諾比的教訓不在於恐懼核能，而在於提醒我們：有些風險，一旦發生，就不存在補救的餘地。四十年後的今天，如果我們仍無法對「安全」與「責任」提出更嚴格的標準，那麼重啟老舊核電廠，不是務實，而是制度性的集體遺忘。而一個會遺忘車諾比的社會，才是真正風險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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