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地圖近日遭政府限制於公務體系使用。這個決定合理，但也揭露更根本的問題。作為阿里巴巴集團旗下服務，其定位與行為數據高度集中，一旦回傳中國伺服器，即落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情報法第七條的適用範圍。問題不在外洩風險，而在法律上已可被調取。

但問題也正出在這裡：政府能管的，只到公務體系為止。

依現行《資通安全管理法》，禁用範圍僅限公務機關、公立學校與關鍵基礎設施。公務員不能用，但整個社會可以用，計程車司機、外送員、業務人員仍在日常運作中高度依賴。這不是執行落差，而是制度斷裂。

理論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1條可限制個資跨境傳輸，但其設計偏向個案處理與事後救濟，程序繁複且幾乎未被動用。用這樣的工具面對大型數位平台，無異於以手術刀砍樹，工具錯置。

對照國際，差距更加明顯。歐盟以《數位服務法》建立「超大型平台」制度，美國以國安立法直接處理特定應用，印度大規模封鎖高風險App，日本則透過採購與產業政策排除風險。工具不同，但方向一致：平台風險必須制度化管理。

反觀台灣，至少存在四項關鍵缺口：無民間平台監理入口、無規模分級制度、無資料流向揭露義務、無雲端與基礎設施管制能力。結果是，政府只能在「出事之後」個案處理，而非事前建立防線。

更關鍵的是判準問題。真正需要監理的，不是資本來源，而是法律管轄與資料可得性。只要資料可能被強制調取，且規模足以影響社會，就應納入高強度監理；否則，就只能在每一次輿論風暴中臨時決策。

禁高德不是終點，而是警訊。它揭露的不是單一App問題，而是整個法律工具箱的不足。

如果制度不補，今天禁的是高德，明天只是換一個名字。問題從來不是哪一個App，而是我們的法律，是否還停留在上一個時代。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