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近期提出評估重啟核二、核三。如此重大的政策轉向，卻尚未經過完整社會討論與制度程序，也未清楚說明返核的成本與風險，難免引發外界質疑：能源政策是否正被簡化為短期應對工具？

值得提醒的是，「依法行政」的說法未必成立。即便立法院通過核管法修法，也未強制行政機關提出核電再運轉申請。換言之，是否推動重啟，本質上仍屬政策選擇，而非法律義務。事實上，我國《環境基本法》第23條明確規定政府應逐步達成非核家園目標，《氣候變遷因應法》亦再次確認此一願景。這些都是現行法律，而非可任意詮釋的政策方向。

政府反覆強調的「核安無虞、核廢有解、社會共識」三原則，表面上完整，實際上卻缺乏具體內涵，也缺乏可檢驗標準。

所謂核安無虞，應建立在可驗證且具制度約束力的安全評估之上，包括極端天災、設備老化與人為風險等情境。但台灣位於地震帶，核電設施又面臨老化問題，相關風險是否已充分揭露並經獨立審查，社會至今仍缺乏清楚資訊。

核廢有解，更是長年未解難題。高階核廢最終處置場址遲未確定，低階核廢亦持續卡關。現行乾式貯存僅屬過渡措施，在缺乏最終處置方案與社會同意下，難以稱為「有解」，更難稱為制度上的完成。

至於社會共識，更不可能在前兩項條件尚未成立時自然生成。非核家園，是台灣數十年公共討論與民主選擇的結果。若要改變方向，理應透過更高標準的程序與論證，而非以模糊口號取代實質對話。

此外，將核電視為因應AI與半導體用電需求的解方，也是一種過度簡化。高科技產業用電規模巨大，即使重啟既有核電機組，亦難以填補中長期需求缺口。真正關鍵，在於電網韌性、儲能系統與能源配置的整體規劃，而非單一能源選項。

能源政策不應建立在風險轉嫁之上。當核安未明、核廢未解，卻倉促將核電重新納入選項，實質上等同將不可逆風險遞延給社會與下一代。換言之，當「核安無虞、核廢有解、社會共識」仍停留在未定義、不可檢驗的狀態時，任何核電重啟的討論，都不應被視為「務實」，而只是將風險延後的政策口號。

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從來不是要不要核電，而是：在風險尚未被誠實揭露之前，我們是否已經過早做出決定。當缺乏明確原則時，政策討論往往不是在做選擇，而是在為既定立場尋找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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