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依法即為我國國民；然而，是否得以擔任公職，法律另設更為嚴格的資格規範。這是制度設計與法治分際的問題，而非情緒動員或政治攻防的素材。

依《國籍法》規定，外國人歸化我國國籍後，原則上須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至於公職人員，《公務人員任用法》等相關法規亦明定不得具外國國籍。其立法意旨在於，凡涉及公權力行使與國家忠誠義務之職位，應避免雙重國籍可能衍生的法律與政治風險，以維護國家主權與公共信任。

換言之，「取得國籍」與「能否任公職」本屬不同層次：前者屬國民身分，後者屬公職資格。法律既已明確區分，相關討論自應回歸制度本身，而不宜簡化為立場對立或情緒性辯論。

若制度設計或審查程序存在漏洞，理應回到制度層面檢討與修正；若對規範解釋存有爭議，也應透過公開討論與法律程序釐清。相互指責或責任推諉，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更重要的是，法律的適用必須保持一致。標準不能因人而異，也不應隨政治情勢而調整。若主張公職不得具雙重國籍，個案處理自應依法為之；若認為現行規定過於僵化，則應循修法程序公開討論，而非以臨時解釋取代制度改革。

國籍與公職資格涉及國家主權與公共信任，理當以法治原則為最高依歸。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在情緒動員，而在制度清晰、標準一致與執行確實。唯有如此，法治才能成為公共信任的基礎，而非政治攻防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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