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灣茶葉獲准以零關稅進入美國市場，外界對農業外銷前景充滿期待。這項貿易成果確實值得肯定。然而，在歡慶之餘，也有一段尚未被充分討論的經驗，提醒我們政治與產業之間的風險分配問題。

2023年總統選舉期間，郭台銘以連署方式參選，過程中透過地方系統蒐集連署書。部分基層參與者因程序爭議遭司法調查，個別案件甚至進入判決階段。這段經驗使部分地方社群承受法律與名譽壓力，也讓政治動員與基層風險的關係浮上檯面。

當時外界曾出現有關補貼金額的說法，相關細節與後續處理方式並未有完整公開說明。無論實際金額或承諾形式為何，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數字本身，而在於政治動員過程中，責任與風險是否對等。

這反映出台灣民主制度中一項長期課題：政治行動往往透過地方社群展開，但當法律風險或經濟損失發生時，責任如何釐清？制度是否提供足夠保障？當資本力量進入選舉場域，基層參與者是否具備足夠資訊與風險評估能力？

今日茶葉因國際貿易政策受惠，是制度協商的成果。但民主社會不僅重視出口數字，也必須關注政治動員過程中的責任邏輯。誰發動、誰承諾、誰承擔，應有更透明的機制。

若相關承諾與處理過程缺乏公開說明，社會記憶便容易隨時間淡化。長遠而言，這不僅影響個別產業信任，也影響公民對選舉動員的風險認知。

真正值得追問的，不只是茶葉能否賣得更好，而是在政治行動結束後，基層參與者的風險是否獲得制度性回應。若這個問題長期缺乏答案，那麼需要檢視的，恐怕不是單一事件，而是民主制度中的責任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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