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再生能源原本設定的發展目標，近年在高度政治化的政策攻防中逐漸失焦。政策多次調整，甚至成為政黨立場標籤，長期國家能源轉型目標反而被稀釋。值得關注的並非單純「再生能源是否被犧牲」，而是能源辯論背後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台灣始終缺乏一套能超越政黨競逐、承受政治輪替、穩定推進能源轉型的治理制度。

近年能源議題經常被框架成「再生能源對核電」、「經濟效率對環保訴求」的二元對立。政策討論因此流於政治攻防，而非制度選項比較。再生能源目標反覆被質疑、修正甚至推翻，各式口號交錯，讓民眾難以判斷何者真正利於長期能源安全。同時，核電重啟的論述多以「供電穩定」、「能源自主」為核心，但同樣忽略背後的制度性風險。

首先，再生能源面臨的核心挑戰，並非技術，而是系統整合與治理能力。台灣太陽能與風力裝置容量快速增長，但電網調度、電力市場制度與儲能系統並未同步升級，導致再生能源潛力難以完全轉化為穩定供電。這反映的不是再生能源本身的限制，而是能源治理體系長期在整合設計上的不足。當政策討論高度政治化，焦點往往落在立場對抗，而非如何補齊制度缺口。

同樣地，核電重啟爭議也不只是供電量的數學問題。核電在台灣是一項高度依賴制度信任的能源選項。福島核災後，社會對核安的疑慮並未消失。即便技術符合安全標準，制度是否能在事故發生時清楚分工、即時應變、承擔責任，仍是台灣社會尚未充分認可的關鍵。在民意高度分歧下，核電並非可以僅靠行政決定重新啟動的選項。

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再生能源與核電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治理模式。再生能源強調分散、彈性與持續調整的系統特性；核電則是高度集中、長期部署、必須建立在穩定制度承諾與高度社會信任之上的能源模式。若政策討論僅停留在支持或反對核電的立場動員，而未正視兩種能源模式在治理結構與社會期待上的差異，再生能源目標被反覆政治化，幾乎是必然結果。

因此，能源政策不應淪為政黨攻防的工具，而應被視為攸關國家安全與世代責任的長期治理議題。台灣真正需要的是一套能在跨黨派、跨世代對話中形成穩定共識的能源治理架構，包括：1. 電網現代化與再生能源消納機制建設；2. 儲能系統完善與調度優化；3. 核安全制度強化與緊急應變規範；4. 風險與利益的公平分配。

缺乏這樣的制度基礎，再生能源目標容易成為政治拉鋸的犧牲品，而核電重啟也只會被簡化為政治象徵。能源轉型的真正挑戰，從來不只是技術成熟與否，而是是否存在一套能承受政治循環、穩定推進轉型的制度設計。否則，能源政策將在政治輪替中反覆擺盪，消耗公共信任，也讓攸關未來的能源選擇，一再錯失理性討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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