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憲法設計，行政院長對法律案負有副署責任。若行政院長拒絕副署，立法院作為多數權力機關，理論上可以透過提出不信任案(倒閣)來回應，形成典型的責任政治機制：行政阻擋立法，立法即可追究行政責任。

然而，近期面對副署爭議，國會多數黨委員卻公開表示「等政黨輪替」，此一說法本身即具有高度憲政意涵。因為這代表在現任期內，國會多數黨實質上接受行政院長可以透過拒絕副署來阻斷法案生效，卻不選擇啟動倒閣程序。

無論當事人是否主觀承認這個解讀，從制度效果來看，這等於是在憲政實務上，確認了行政院長副署權具有實質否決功能，而立法院選擇不動用其最強制衡工具。這不只是政治策略問題，而是憲政運作模式的重大轉變。

副署權原本設計為責任連動機制，而非單方面的否決權。當國會多數黨明知可以倒閣卻選擇放棄，實際上就是將行政否決轉化為制度常態，卻未同步建立任何政治責任回路，這將使責任政治出現結構性空洞。

更令人憂慮的是，這樣的權力配置，與近期眷改條例修法事件相互呼應，構成更深層的法治風險。

位於台北市大安區的慈仁八村，是否符合改建資格，早已經由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408號判決確認不符。然而，立法院卻選擇直接修法，替個案開啟特殊通道，使原本經司法確定的法律效果，透過立法程序被全面翻轉。

形式上這是立法權的行使，但實質上卻是以修法方式推翻既有判決所建立的法秩序基礎。這種作法一旦成為常態，就等於傳遞一個危險訊號：司法裁判不再是終局，只要政治關係足夠穩固，敗訴後仍可透過修法重來。

法治國家的核心，不只是「有法律」，而是法律對所有人具有穩定可預期性。如果法院判決可以隨時被政治多數修掉，那麼法律不再是規範權力，而只是權力的工具。

從副署權的實質擴張，到修法對抗判決，這兩件事共同指向一個問題：權力正在逐步脫離責任機制，而制度卻沒有同步補上制衡裝置。這不是單一事件的爭議，而是整個憲政運作邏輯正在發生的偏移。

若這種模式持續下去，最終被侵蝕的，不只是某一項政策或某一個案件，而是整個法治國家的制度信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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