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校事會議制度，越來越多人選擇把問題簡化為立場之爭，卻刻意避開一個更困難、也更必要的問題：制度造成寒蟬效應時，誰該負起政治責任？
如果必須指認關鍵責任者，那麼前教育部長 潘文忠 無可迴避。
這並不是因為他「發明」了校事會議制度，而是因為他作為任內教育部長，正是在他任內，校事會議制度完成成形、快速擴張，並在第一線反覆出現失衡警訊時，卻未被即時修正。這是一種典型的治理責任，而非情緒性的道德定罪。
制度設計的初衷，或許是為了處理不適任教師、回應社會對校園安全的期待；但真正的問題，從來不在於初衷，而在於制度如何運作。
在實務現場，校事會議逐漸演變為一套高度行政主導、程序懲罰先行的機制。教師只要被投訴，即可能長期陷入調查流程，在專業尚未被釐清之前，壓力、標籤與自我審查已先一步發生。「調查即懲罰」不再是個案，而是被反覆複製的結構性風險。
當第一線持續回傳這樣的訊號，真正的關鍵不再是「制度是否完美」，而是掌權者是否願意承認制度正在傷人。
潘文忠任內最大的問題，不是缺乏教育理想，而是過度相信制度本身的善意，低估行政權力失衡的後果，也誤判了恐懼對教育現場的侵蝕速度。當校園開始出現「少做、保守、不出頭」的自我保護文化，這已不只是教師權益問題，而是整個教育品質的警訊。
然而，責任的討論不應停留在過去。
現任教育部長 鄭英耀，正站在一個關鍵轉折點上。制度的後果已經清楚浮現，現場的反饋也不再零星分散，下一步不再是「是否知情」，而是「是否選擇行動」。
繼續以「個案處理」回應結構性問題，等同於默認寒蟬效應是可以被接受的治理成本；反之，若能正視程序不對等、防禦權不足與行政權力失衡，啟動制度性修正，才是真正為教育現場踩煞車。
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誰發明了校事會議，而是——
當制度已經造成寒蟬效應時，是誰選擇視而不見？又是誰，願意為此負起修正的責任？
教育改革若只不斷向前推進，卻從不回頭檢視制度是否正在耗損現場，那麼再多的改革口號，終究只會換來更深的沉默。
文／蔣辰平（國小教師、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副秘書長）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