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工商社論以「對美投資正確作法可讓台美雙贏」為題，表面討論台美投資策略，實則多次把核電納入經濟競爭框架，彷彿核電是一項可直接操作的產業投資工具。這種說法，看似務實，實際上卻排除了本應公開討論的制度風險與跨世代責任。
核電並非一般產業投資標的，它涉及跨世代風險、重大公共安全，以及社會授權與風險透明。若僅從產業或對外投資角度討論核電，而忽略制度前提與社會成本，討論必然失衡。
把核電視為台美投資合作的一環，忽略了兩國能源治理的根本差異。美國核電產業擁有完整核燃料供應鏈、長期監管經驗，以及成熟社會授權程序；台灣則仍未解決核廢料處置問題，核能監理體系與社會信任高度脆弱。在此情況下，單以「國際合作機會」作為正當性，無異於暫時擱置國內治理問題。
將核電包裝成經濟競爭力工具，也容易忽視無法內部化的社會成本。核電風險不僅是財務報酬率，還包括長期安全責任、地方社區承受的不對稱風險，以及政策失誤的不可逆後果。這些問題常被排除於決策框架之外，卻是公共決策的核心。
將核電與台美經濟合作直接連結，容易形成特定論述框架：當核電被描繪為「國家競爭力的一部分」，任何質疑都可能被解讀為「不支持發展」或「阻礙經濟」。結果，本屬公共風險管理的議題，反而淪為政治動員工具。
負責任的能源與投資評論，不僅要談產業機會與國際布局，更應揭示制度能力、風險承擔與民主授權。若台美投資策略要成為公共政策核心，其論證必須建立在完整風險評估與社會共識，而非僅靠「雙贏」口號說服社會。
技術層面上，核電或許可合作；但公共政策層面，它永遠不該被簡化為經濟策略。真正問題不是「核電能否賺錢」，而是：誰承擔風險?誰享受利益?決策是否透明且有民主可問責性?若無明確答案，再多投資論述，也只是迴避治理責任的包裝語言。
真正的台美雙贏，不在於將核電納入經濟敘事，而在於建立透明、可監督、具社會信任的能源治理機制。這才是公共政策應回歸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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