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台灣教育改革最常出現的一句潛台詞是：

「老師再撐一下。」

回顧 潘文忠部長 任內的教育政策，問題從來不在於方向錯誤，而在於一個被反覆忽略的事實——改革的成本，幾乎被制度性地轉嫁給第一線教師承擔。

108 課綱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核心素養、探究學習、自主學習，這些理念本身並不空洞，甚至可以說方向正確。但真正的問題在於，教育部選擇在治理能力尚未到位之前，就急著推動高度理想化的課綱設計。教學要翻轉、評量要多元，行政要求卻只增不減；考招制度仍高度集中，卻要學校承擔「去中心化」的後果。於是，改革沒有落實在制度，而是落在老師的下班時間。

當一個改革只能靠燃燒個人熱情才能運作，那不是改革，是透支。

更令人不安的，是校事會議制度所展現的治理思維。

名義上，校事會議是為了保護學生、淘汰不適任教師；實務上，卻逐漸變成一套高度行政主導、懲罰先行的程序機器。教師只要被投訴，即可能長期陷入調查與審議之中，在事實尚未釐清前，專業早已被懷疑，壓力與污名先行到位。這不只是程序設計瑕疵，而是一種將風險管理凌駕於教育專業之上的治理選擇。

結果是什麼？

不是更多好老師被保護，而是更多老師學會自保：少做一點、不出頭、不碰灰色地帶。這樣的校園，真的比較安全嗎？

當雙語政策、數位學習、SEL、AI 教育一波波推出，教育部反覆強調「接軌國際」、「培養未來能力」，卻始終沒有誠實面對一個問題：制度是否已經超載？ 城鄉資源差距依舊存在，行政與師資配套明顯不均，改革的成果因此高度分化——條件好的學校累積更多資源，基層學校則承受更多壓力。

潘文忠最大的治理盲點，不是沒有理想，而是過度相信制度的善意，卻低估權力失衡對人的傷害。他選擇用程序回應風險，用口號包裝改革，卻遲遲不願正視：當教育現場被長期消耗，制度本身才是最不適任的存在。

一個真正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政策，不該建立在讓教師長期處於恐懼、過勞與自我審查之中。

如果改革的成果，是讓願意付出的老師一個個沉默退場，那我們該問的不是「老師為什麼抗拒改革」，而是——

這樣的改革，究竟是為了教育，還是為了管理？

文｜蔣辰平（國小教師、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副秘書長、屏東縣教師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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