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 Alex Honnold 挑戰攀登台北 101 的畫面席捲社群時，許多人被一句話深深打動——台北 101 董事長賈永婕面對風險直言：「萬一真的發生事情，就是我來扛。」

這句話的意義，並不在於個人勇氣，而在於它清楚揭示了「責任政治」的核心精神：決策者，應該站在風險最前線，而不是躲在制度後面。

然而，這樣的精神，卻正是當前教育治理中最欠缺的一環。

同一天，超過千名中小學教師聚集在教育部前，抗議現行「校事會議」制度的失衡與濫用。教師們指出，這套制度在實務運作中，早已偏離原本「處理重大校園事件」的初衷，反而演變成「零成本檢舉、小案大辦、先調查再釐清」的行政機器，讓第一線教師長期陷入防禦性教學與寒蟬效應。

面對教師集體而理性的抗議，教育部長卻以一句「老師應回到學校，把孩子教好」回應，並以「再觀察半年」作為制度調整的前提。這樣的態度，無異於將制度造成的風險與壓力，全數轉嫁給基層教師承擔，而決策者則選擇站在「程序」與「觀察期」的安全距離之外。

問題不在於教育體系是否需要監督機制，也不在於是否該處理不適任教師。真正的問題是，當制度設計以「防弊」為唯一邏輯，卻缺乏比例原則與專業判斷時，誰該為制度性傷害負責？

更令人憂心的是，校事會議制度逐步架空原有以專業同儕為核心的教評機制，改由短期受訓、缺乏教育現場經驗的人員進入「調查人才庫」，對教師做出高度影響其教學生涯的判斷。這不只是行政效率低落，更是對中小學教育專業的制度性不信任。

對照台北 101 的治理邏輯，其關鍵並非忽視風險，而是清楚界定權責、尊重專業，並由擁有決策權的人承擔後果。反觀教育部，卻以制度之名，把風險向下轉移，讓第一線教師成為政策失衡的「安全氣囊」。

當教師因恐懼而不敢管教、不敢嘗試、不敢承擔，真正受害的，從來不只是教師個人，而是整個教育體系的公共利益。

如果一個政府部門，面對制度造成的寒蟬效應，選擇「繼續觀察」；

如果一位教育首長，要求基層承擔風險，卻拒絕承擔政治責任；

那麼，這不只是行政怠惰，而是責任政治的失靈。

真正成熟的教育治理，應該讓教師在制度中被支持，而不是被懷疑；

讓決策者站在風險最前線，而不是把責任向下推卸。

「我來扛」不該只出現在企業領導者口中，更應該成為教育部最基本的治理態度。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