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於民國 115 年 1 月 22 日在瑞士達沃斯高調推出「和平理事會」（Board of Peace），名義上是為了解決衝突、推動戰後治理的新型國際機制，實際上卻更像是一場對既有多邊秩序的制度性挑戰。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構想是否宏大，而在於它能否在現實政治中產生可持續、可複製的和平成果。
從流出的章程與白宮說法來看，和平理事會並非單純針對加薩戰後治理的臨時安排，而是一個企圖行使「和平建構功能」的常設組織。這也是多國警惕的關鍵所在：其功能明顯與聯合國既有體系重疊，卻刻意避開長期建立的程序設計，改採高度集中、由少數關鍵人物主導的決策模式。
支持者認為，正是這種「去官僚化」與效率導向，才可能在僵局中取得突破。加薩停火經驗顯示，當傳統多邊機制難以形成共識時，實際影響力往往掌握在握有政治、軍事與財務槓桿的少數行為者手中。然而，這種結果導向的做法，也同時犧牲了制度透明度與責任歸屬。
更具爭議的，是高度個人化的權力結構。川普同時擔任和平理事會主席與美國代表，並掌握任命、解散附屬機構的實質權限，使整個組織難以與其個人政治命運切割。這意味著，其存續與可信度並非建立在國際共識之上，而是繫於單一政治人物的權威與政治續航力。
加拿大被撤回邀請，讓和平理事會的制度性問題徹底浮上檯面，相關發展也引發多家國際媒體關注。當川普以單方面決定取消加拿大資格，回應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對「全球秩序斷裂」的警告時，這個新機制已不再只是效率與程序之爭，而是清楚展現其政治忠誠導向的本質。<德國之聲> 亦指出，歐洲多國對理事會的治理架構、成員資格及其與聯合國體系的關係，已出現明顯分歧。
另一個無法忽視的變數，是俄羅斯的角色。俄方表達願意向和平理事會捐助一億美元，並由總統普丁親自參與相關討論。從實務面看，這筆資金對戰後重建具有實質意義；但在政治層面，其象徵性遠大於金額本身。
問題不在於金錢，而在於正當性訊號的錯置。當一個仍深陷烏克蘭戰爭、尚未展現明確停戰意願的國家，以「和平捐助者」身分進入決策架構，和平理事會便難以避免承擔「洗白角色」的質疑，模糊了衝突責任與和平建構之間的界線。
從制度角度看，這也凸顯和平理事會與聯合國體系的根本差異：前者以資金與影響力換取席位與話語權，後者則至少在形式上維持規範、制裁與角色分工。若這條界線被模糊，短期或許能換得彈性，長期卻可能侵蝕原本就脆弱的國際共識。
歸根究柢，和平理事會真正面臨的考驗，不在於是否取代聯合國，而在於能否在促成短期停火後，建立可交接、可延續的治理安排。若它只能快速壓住場面，卻無法承載長期秩序，終究只會成為一次高調卻短命的制度實驗。
懷疑是合理的，但過早定論同樣不智。真正的評價標準只有一個：它究竟能把權力轉化為和平，還是只是將和平包裝成權力重組的舞台。
（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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