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美關稅談判階段性結果出爐後，輿論並未隨之降溫，反而進入另一種熟悉的政治節奏。這並非偶然，而是台灣政治長期存在的一種操作模式：當實質政策成果難以否認時，輿論戰便轉向程序質疑、情緒動員與結構性焦慮的再製。

首先，「黑箱」敘事不會因資訊公開而自然退場。相反地，它往往會轉化為一種持續性的懷疑框架，聚焦於任何未即時揭露的細節，反覆追問「是否仍有未說出口的條件」。其目的並非釐清政策，而是維持社會的資訊不安，使民眾長期處於「真相尚未完整揭露」的心理狀態。這種不確定感本身，就是政治動員的資源。

其次，受害者敘事仍將持續翻新。透過放大談判中的相對讓步，或將國際談判的結構性限制，重新包裝為「被犧牲」、「被迫接受不公平條件」，可以有效將理性政策評估，轉化為情緒化的政治對立。問題不在於能否討論得失，而在於這類敘事刻意忽略比較基準與國際現實，使社會難以判斷談判成果的相對位置。

第三，產業焦慮極可能成為下一波輿論主戰場。將企業海外投資、供應鏈調整與科技競爭，直接簡化為「產業被掏空」的敘事，能迅速連結中產階級的不安與對未來的恐懼。當「經濟安全」被情緒化操作，政策討論便容易從風險管理，滑向全面否定對外合作的恐懼政治。

最後，當社會注意力逐漸轉移，程序戰將成為延長輿論熱度的工具。透過國會質詢、要求追加審查或重啟討論，可以不斷製造「事情尚未結束」的印象。形式上看似程序正義，實質上卻可能無限拉高政策推動的政治成本，使任何對外談判都陷入內部消耗。

民主社會當然需要監督，但真正的監督，應建立在事實驗證、國際比較與制度理解之上，而非以焦慮動員取代理性判斷。看清這些操作邏輯，並不意味著放棄批判，而是拒絕讓公共討論被恐懼牽著走。

唯有堅持以事實與結構分析作為判準，台灣社會才能在高度競逐的國際環境中，保有必要的決策空間與民主韌性。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