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紐約時報》報導，台美關稅談判可能落在「15% 不疊加」，比照日本、韓國與歐盟的待遇，且未納入具高度政治風險的232條款。若此結果屬實，這並非所謂「對美讓利」，而是一項在現實條件下，對台灣相對有利、且可長期承受的結構性選擇。

首先，必須釐清一個被刻意模糊的前提：台積電的海外擴產，並非談判交換才「被迫發生」，而是早已存在的產業趨勢。台積電產能長期吃緊，台灣在土地、水電與高階人才上的承載力終究有限，擴產走向海外，本來就是必然路徑。尤其美國客戶佔台積電營收七成以上，供應鏈在地化的壓力，來自市場需求，而非單純政治施壓。

事實上，台積電早在2020年即宣布赴美設廠，當時主要回應的是美國客戶因地緣政治而提出的風險分散需求；拜登政府《晶片法案》的補助，則是2022年後才加入的變數。換言之，這次談判中，台積電承諾在美國多蓋晶圓廠，更像是將「本來就要做的事」轉化為談判籌碼，而且並未被綁死時程，保留了相當彈性。

至於反覆被炒作的「美積電」說法，則刻意忽略真正關鍵的核心：最先進製程的研發、良率模型與技術整合能力，仍然牢牢掌握在台灣。只要這個結構不變，台積電在美國、日本或歐洲的擴產，都是供應鏈分工，而非產業空洞化。

更進一步看，台積電的全球布局，反而讓台美供應鏈形成更緊密、難以切割的「命運共同體」。這種深度嵌合的產業結構，不僅提高台灣在國際體系中的不可替代性，也正是中國最不樂見的結果。於是，「台積電變美積電」的敘事再次被搬出來，作為製造恐慌的政治話術。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這類話術的反覆失準。2019年，還有人擔心「中國紅色供應鏈一旦切斷，台灣是否撐得住」。幾年過去，事實已經給出答案。

產業政策從來不是靠口號，而是基於結構、趨勢與風險管理。就此而言，若台美關稅談判真能落在目前傳出的條件，這不僅不是失分，而是一個清醒而務實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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