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八月廿三日核三重啟公投，表面上結果清楚，實際卻暴露出台灣能源政治的深層矛盾：全國同意票比例高達七成四，卻因投票率僅二成九，未跨過法定門檻而未通過。這不只是一次公投的輸贏，而是一面映照台灣能源焦慮與治理困境的鏡子—既擔心缺電，又不安核安；既渴望穩定供電，卻遲遲無法面對跨世代風險的承擔問題。

地方投票結果更清楚呈現這種矛盾。核一、核二、核四所在地的新北石門、萬里、貢寮，投票率普遍偏低，顯示長期承受核能風險的居民，對核電始終保持距離與警戒。核三所在地的屏東縣，則有多個鄉鎮不同意票高於同意票，反映與核電共存四十年後，安全與信任問題仍未解決。相對地，台中、高雄、雲林、新竹等設有大型火力電廠的縣市，在能源焦慮與空污討論下，支持核電重啟比例較高，但投票率同樣偏低，透露民眾對能源選項的無力感。

這些差異共同指向一個長期問題：台灣缺乏一個公開、可信、能持續討論能源政策的制度性平台。政府、專家體系與地方居民之間的信任斷裂，使能源議題反覆在恐懼、焦慮與政治動員之間擺盪，難以形成成熟的公共討論與社會共識。

因此，公投落幕後，「非核家園」的成果不該只停留在「拒絕核電」的戰場，而必須轉向更積極的「能源轉型與社會安全」工程。

首先，能源風險的討論必須回到「生活尺度」。核災影響的不是抽象的機率或技術參數，而是農漁業、觀光、居住安全、健康與地方發展。一旦事故發生，這些生活條件往往難以恢復，其衝擊遠比任何技術辯論來得真實。

其次，反核論述若要說服社會，必須提出具體可行的替代方案，正面回應「沒有核電怎麼辦」的疑問。再生能源、儲能、電網升級與節能效率，並非口號，而需要清楚的政策工具、制度設計與時程規畫。缺乏替代路徑的反核主張，容易被簡化為情緒性反對，反而削弱公共說服力。

第三，若不正視程序正義，任何能源選項都難以取得社會信任。無論是核電重啟、再生能源開發，或大型基礎建設，資訊不透明與專業封閉始終是爭議根源。建立常態化的公民會議與社會對話機制，讓不同風險與利益能被充分討論，是重建信任的必要條件。

在行動層面，公民社會可從三個方向推進：在地方，結合自治條例、能源合作社，讓能源轉型與地方經濟發展連結；在知識層面，深化核安風險、電網與再生能源教育，培養下一代的能源素養；在制度上，持續監督核電重啟審查，要求核安資料公開，必要時透過法律途徑促使程序更透明、更負責。

最重要的是，非核台灣若要走得更遠，必須從「反對核電」轉型為「能源民主」與「社會安全」的公共運動。與其反覆陷入公投輸贏與政治動員，不如回到透明資訊、公開辯論與公民參與的基本要求。唯有如此，能源政策才能真正成為全民共同決定的公共選擇，而非被行政部門或特定利益結構所左右，台灣才能走向更安全、也更永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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