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核能學會近期頒發「特殊貢獻獎」予民進黨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同時也是國民黨長風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的童子賢，引發外界高度關注。比起獎項本身，更值得檢視的是：此一表彰所象徵的，是科學貢獻，還是台灣能源政策正逐漸落入少數固定人脈圈的影響軌道?

首先，頒獎者與得獎者的角色位置本身便具政治與政策意涵。核能學會理事長葉宗洸多年積極推動小型模組化反應器(SMR)，是國內最具影響力的核能倡議者；童子賢則透過媒體、論壇與政黨智庫，長期推動核電復辟、核綠共存及SMR論述。當一位深度參與SMR技術與政策研議的學者，親手頒獎給一位在產業界與政黨智庫皆具擴散力的核能推手，社會自然會擔憂：這是一項專業成就的肯定，還是核能政策社群內部的策略結盟?

其次，SMR的技術性與政策合理性本身仍存在高度不確定性。國際上，美國NuScale示範案因成本暴漲而終止；加拿大、英國等國雖投入研發，但迄今仍無任何SMR實際商轉。安全規範、燃料供應、核廢處置與經濟性仍待驗證。國際研究也指出：SMR雖小，但若大量布建，反可能增加系統性風險與後端處置複雜度。因此，將SMR視為「成熟解方」，或以行政時程替代工程與監管事實，恐造成政策誤導。

然而，在這些重大不確定性仍未釐清之際，台灣的SMR論述卻由少數固定人士壟斷資訊解讀。從企業界、學界到政黨智庫，逐漸形成一種「核能學會—特定企業—特定智庫」的政策三角結構。這樣的結構既能主導公共敘事，也可能在未經充分社會辯論前，將某種能源選項包裝為「國家既定方向」。這不僅壓縮了多元討論空間，也使能源決策面臨偏離公共利益、落入特定利益軸線的風險。

能源政策牽動國安、財政、產業與國際承諾，任何重大技術與路線都需要透明資訊、制度性監督與可檢驗的技術證據，而非以人脈網絡或獎項象徵形成的「社群共識」。尤其是SMR這類尚在國際示範階段、缺乏完整商轉經驗的技術，更不應由封閉人脈圈以輿論塑造方式提前定調。

因此，比起祝賀獎項，台灣更需要的是制度性保障。凡涉及核能推廣、SMR倡議、政策遊說或智庫參與者，都應揭露資金、合作關係與政策介入角色，讓社會能判斷其論述的立場來源與可能利益。唯有透過透明資訊、公開審查與跨領域評估，核能與能源討論才能回到科學與公共利益的基礎，而非落入技術社群與政治團體交織的人脈結構。

台灣正走在務實的非核能源轉型路線上，而未來二十年能源方向將影響所有世代。人民有權知道：今日被強烈推動的核二核三重啟、SMR前景與核能敘事，究竟建立在科學事實與公共利益之上，還是建立在少數人脈結構與政策結盟的一致立場之中。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