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憲法訴訟法》修法案，三位大法官楊惠欽、蔡宗珍、朱富美日前發表聯合聲明，這份聲明在法界引起極大爭議。許多人已就法理問題提出批判，但更值得警惕的是，它其實為未來的憲法法庭訂下了一個危險的標準。那就是，讓大法官可以在憲政危機面前選擇沉默。

這一年多來，台灣政治爭議不斷。從立法院藍白聯手推法案，政黨對立延燒民間，社會撕裂愈演愈烈。面對這樣的政治氛圍，政府部門在每次應對時都該思考：這樣做，會不會為未來開惡例?

當初藍白合謀強行通過「普發現金法案」，甚至明訂即使舉債也得發放。若是行政院當時選擇退讓，不但等於承認立法權可以干預行政決策，還會讓立院日後食髓知味，再次用相同手法挾持行政權。憲政體制一旦退了一步，往往就無法回頭。事實上，這個原則對憲法法庭同樣適用。每一次釋憲都是為憲法秩序立下標竿。除非情勢有重大變化，否則大法官不該輕易背離過去的見解，因為那會影響日後審查的依據與標準。要改變見解，就必須提出充分理由並承擔政治壓力。這正是憲法守護者應有的勇氣與責任。

然而，三位大法官的聲明卻反其道而行。他們以程序為由，拒絕讓憲法法庭在明知憲法秩序被破壞的情況下採取行動，等於承認大法官可以在憲政遭破壞時袖手旁觀。這種態度，不只是怯懦，更是在為未來的怯懦找藉口。

憲法訴訟法的修法，明顯讓立法權能輕易製造憲政僵局，削弱行政與司法的制衡機制。當憲法法庭不願出手糾正，憲政的安全閥就失效了。今天看似風平浪靜，只是因為現任政府仍然自制、謹慎；但若哪天政權落入濫權者手中，而憲法法庭又因這份「前例」綁住手腳，誰還能阻止行政暴走?若總統以國安為由宣布戒嚴，甚至命令軍警對付異議人士，整個體制將無力反抗。那將是台灣民主的末日。

大法官是憲法最後的守門人。當體制被破壞時，他們的責任不是退一步，而是應該站出來恢復秩序。三位大法官的聲明，也許出於「法律謙抑」，但在憲政崩壞的邊緣，這樣的謙抑可能是一種危險。因為一旦守門人選擇沉默，憲政就會真的被關在門外。

綜言之，有些底線，不能退。否則今天的沉默，就是明天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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