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飛抵拉薩，出席西藏自治區成立60週年活動，並強調「政治穩定、社會秩序、民族團結與宗教和順」是治藏關鍵；王滬寧、蔡奇等高層同機隨行。國務院新聞辦會前預告，慶典主軸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同日與翌日，包含路透、AP與多家外媒報導此一罕見高規格訪藏，並回顧2015年50週年與2021年習首次赴藏的政治意義。北京宣稱近年在脫貧、基礎建設與社會治理上有「歷史性成就」，並持續推動「宗教中國化」。

但國際人權團體長期指陳，北京以法律與行政命令收編寺院管理、干預活佛轉世與僧職任免，並透過寄宿學校與語言政策深化同化。2023年多位聯合國人權專家指稱，約有一百萬名藏族兒童被迫進入國家寄宿體系、與家庭與語言割離。

2025年7月，達賴喇嘛提出接班構想後，國際特赦與美國宗教自由委員會再度警告北京「干預轉世」將加劇壓制宗教自由。換言之，在「自治區」的歡慶話術下，中共對宗教與思想的實質控制仍在擴張。

虛偽的法治：依法行政反成侵蝕宗教之擋箭牌

據北京的說法，黨對西藏的治理旨在「民族團結、宗教和順、現代化建設」。推動「宗教中國化」與強化寺院管理，被定位為防範分裂、暴恐與境外勢力「以教亂藏」的必要措施；依法行政（如《宗教事務條例》、《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辦法》、《互聯網宗教資訊服務管理辦法》）可使宗教活動「有章可循」，並與扶貧、安居與交通建設相互支撐。

但實際上，上述法規實為「以法控教」，將宗教團體納入黨政體系並要求效忠；2007年《活佛轉世管理辦法》與官方扶植的「班禪喇嘛」體系，意在奪取藏傳佛教最高精神權威的傳承權；寄宿學校與語言政策切斷兒童與母語、家族與宗教生活的連結，構成對宗教與文化身分的系統性侵蝕。

慶典與控制：當「宗教和順」話語成為治理工具

拉薩的慶典不是單純回顧，而是一次「合法性演示」：在最高領導人親臨與大內宣鋪陳下，「治藏必先穩藏」被重新包裝為發展與和諧的必要條件。當官方把「宗教和順」置於政治安定的框架，宗教便不再是受憲法保障的信仰自由，而被功能化為社會穩定的附屬工具。

自上而下推動的「宗教中國化」，把寺院管理、僧職任免與教義詮釋，納入黨—政—群三位一體體制；宗教場域被制度性要求「服膺國家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在此架構下，寺院不再主要回應信眾的宗教需求，而被動承接維穩與統戰任務；宗教自由的「內涵」被改寫為行政可控的「正常宗教活動」。這既違背國際人權法對宗教自由的本義，也削弱宗教社群透過自我治理維持信仰傳承的能力。

法規的鐵籠：從《宗教事務條例》到《活佛轉世》制度

2017年修訂、2018年生效的《宗教事務條例》，要求宗教團體全面納管、活動需登記、資金需申報，為「以法控教」奠基。2021年的《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辦法》更要求教職人員「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人員名冊與考核機制，實質將僧尼編入可監管的行政體系。

爭議最大的，是2007年《活佛轉世管理辦法》（俗稱「國辦5號令」）：轉世認定須經政府核准且「原則上」應在中國境內出生，等同否定宗教社群自我傳承的權能。1995年北京另立「官方班禪」、並在近年高調安排與最高領導人會晤、宣誓效忠，外界合理推斷其政治目的之一，是為未來達賴喇嘛傳承預作布局。此舉既挑戰藏傳佛教內部法統，也刻意模糊「國家—宗教」權力邊界。

教育同化的隱性利刃：寄宿學校與語言政策

宗教控制並非只在寺院內發生，也透過教育制度外溢至下一代的思想與語言。聯合國人權專家在2023年指出，約一百萬藏族兒童被安置於寄宿學校體系，與家庭與母語割離；2024—2025年間，人權觀察等機構記錄多起關閉民間藏語學校、限制宗教／語言教學的案例。這些學校以普通話為主要授課語言、政治教育為核心課程，宗教符號與實踐被排除或污名化。

當宗教傳統無法在家庭與社群中自然傳承，寺院又被嚴控課誦與收徒，宗教生活的「社會生態」被拆解為可管理的片段。長期而言，這種以學校為樞紐的同化策略，比單純打壓更具持久效果，因為它在制度上重塑了認同與語言的習得路徑。

互聯網與寺院之外：數位專政如何延伸到宗教領域

除了實體空間的管理，北京亦藉由細密的數位監理，把宗教討論與傳播鎖入平台。2022年上路的《互聯網宗教資訊服務管理辦法》規定發佈宗教內容須持許可證、不得進行「渲染」與對未成年人「宗教誘導」；宗教直播、講法、線上課程都成為行政許可對象。這使流亡社群或寺院之外的宗教資訊交流更困難，也為未來關鍵時刻（如達賴喇嘛圓寂與轉世訊息）建立了「話語閘門」。當實體寺院與線上空間同步受控，「宗教自由」被重塑為只在國家認可的窗口、以國家認可的語言、傳播國家認可的教義。

下一個戰場：達賴喇嘛傳承與國際回應的考題

2025年7月，達賴喇嘛就傳承安排拋出原則，明確否定北京的「國家審批權」。國際特赦與美國宗教自由機構隨即強調，不得干預宗教繼承。北京則以官方班禪的政治亮相，維持「我方擁有宗教人事主導權」的訊號。達賴喇嘛傳承之爭，關乎的不只是個別宗教領袖的人選，更是「宗教權威由信眾社群產生，還是由國家授權」的根本選擇。

若國際社會在此時噤聲，等同默認「以主權之名干預宗教自由」的先例；反之，若能就宗教繼承、宗教場所自治與兒童權利提出可驗證、可追蹤的要求，則能把價值主張轉化為具體約束。

結語

六十年的「自治」慶典，映照的是宗教自由的退場。當中共把「宗教和順」鎖進政治安定的框架，再以法規、寄宿學校與數位監理層層加碼，西藏人的信仰、語言與家庭生活被制度性拆解——寺院成行政附庸、轉世需政府核准、講法得平台許可，宗教的內在自主被一寸寸收繳。對自由社會而言，這不是宗教內政，而是對普世人權的系統性侵蝕。

在此政治與宗教議題上，清楚支持宗教社群自我決定、反對任何國家對轉世的政治介入。唯有當國際社會把「宗教自由」視為檢視中國治理西藏的核心指標，而非慶典中的裝飾詞，拉薩的鐘聲才可能從宣示權力，回到召喚良知。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