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國大選，川普與希拉蕊激烈角逐，網路冒出大量假新聞，例如《基督教時報》網站上，聲稱俄亥俄州某倉庫「發現數萬張希拉蕊的舞弊選票」，這篇「新聞」迅速在社交網站爆紅，據統計被分享六百萬次，迫使俄亥俄州務卿出面嚴正否認。
《紐約時報》事後追查，《基督教時報》是一個專門製造假新聞的網站，網站主人是年僅23歲的大學畢業生卡麥隆·哈里斯，他自稱，光是這篇「舞弊選票」的造假文章，就讓他進帳五千美元的Google廣告收入。無業的哈里斯抓住大選對立氣氛，在自家餐桌編寫情節聳動的新聞，就能驅使網友盲目分享。
事實上，這世界一直在對抗「假新聞」，內容形式並無太大差異，媒體生態與傳播管道卻迥然不同。
十九世紀中期，歐美報紙如雨後春筍誕生，當時電報已能遠距傳送，為了刺激銷量，有些報紙聘用「虛擬特派員」，靠著通訊社電報的簡短訊息，加油添醋捏造細節，謊稱自己就在現場採訪。那時代沒有電視、沒有網路，連電話都沒有，讀者查證真假極為困難，讓媒體經營者有了造假空間。
如今，網路高度普及、資訊快速流通，理論上，假新聞更容易被發現。問題在於，製作假新聞不再是專業媒體的專利，臉書專頁、YouTube頻道、標上「某傳媒」的新網站，都像是無數個哈里斯，具備散播謊言的巨大潛能。
有時，一張未標註來源的迷因圖，就可能承載錯誤或造假資訊，獲得數以萬計的分享轉傳。據研究，假資訊的傳播速度是真實新聞的六倍，讓事後澄清顯得事倍功半。
兩相對照，十九世紀的假新聞，問題出在資訊的「稀缺性」，只有少數媒體掌握傳播管道，一般人缺乏查證與反制能力，靠著口耳相傳，形成「三人成虎」的說謊威力。
近年的假新聞，如同《基督教時報》的哈里斯，問題不再是訊息管道稀缺，而是資訊的「通膨性」與「碎片性」，任何人透過社交網站，都能以低廉代價創造傳播通路，讓整個數位世界快速、高效複製錯誤資訊，破壞力遠超過以往的人際傳播。
再加上臉書、Line群組等社群管道，創造所謂「同溫層」或「回音室」：社群平台透過按讚或分享，收集用戶偏好，再透過演算法排除不同異見，不斷提供強化原有立場的貼文。最後，我們關在自己的「資訊泡泡」裡，聳動的陰謀論與假資訊趁虛而入，像是病毒感染一樣各個擊破。
因此，歐盟、美國近年都熱烈討論，如何加重科技平台的社會責任，不再只求病毒式觸及率，而是以隱私安全、社會信任、免於歧視的共通原則，取代演算法黑箱，促成一個「重視社會後果，而非感官刺激」的數位環境。
社群平台各種紛爭背後，是「注意力經濟體系」的惡劣後果，必須從法令規範、政府管制、數位公民倡議、消費者運動、資訊素養教育，像是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啟動改革，才能解除這道「科技巨頭的詛咒」。
其次，我們必須善用各種事實查核平台，辨識真假資訊。例如台灣的「事實查核中心」、瀏覽器套件「新聞小幫手」、「My Go Pen」；針對Line群組消息，訊息查證平台「Cofacts 真的假的」及其衍生的對話機器人「美玉姨」，主動告訴你哪些熱門轉傳資訊是假的。我們可以善用他們的打假成果，甚至成為志工，加入查核行列。
最後，我們應該拿回自己的資訊主動權。
在「讀者也是傳播者」的社群時代裡，關鍵元素是每一名網路使用者。當我們越早重視資訊素養，在社會傷害發生前就大聲示警，一旦假資訊來襲，傷害將會降至最低。芬蘭教育體系從中小學就開始認識假資訊，將事實查核（fact-checking）、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與選民識讀（voter literacy）相結合，讓學生從小思考：點閱與按讚背後潛藏的正反力量。
針對成人，國外則透過圖書館系統、社區、學校與專業媒體合作，不斷培養對抗假新聞的資訊抗體。
尤其，當AI大浪來襲，假訊息帶來的挑戰將更加嚴苛，我們必須結合專業媒體、科技社群、公民社會的力量，重建資訊生態圈，修復網路訊息體系。讓更多「好新聞」，取代哈里斯式的惡意詐騙，唯有如此，我們方能建構一個值得信任的公共空間。
文／黃哲斌（新聞工作者）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