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來自北歐的工程師尼爾森造訪東海校園後在校門口驚奇道出「東海不是台灣(Tunghai is not Taiwan)」的恭維卻讓人有「不識廬山真面目」的意外感受。即使後進的建築史學家黃蘭翔教授研究過東海校園的設計與創造過程竟然產生「為何東海大學的建築作品風格或是思想似乎並沒有被國內的其他建築作品所繼承」的疑惑研究的結論則是「台灣的建築界寧願將東海建築所達到的成果當作榮譽的徽章藏掛於紀念館崇拜景仰而不是將它作為時代前進的踏腳石。」因此只能以大肚山廿世紀的傳奇視之。
他者與東海大學
---創建東海校園的建築史
獨特的東海校園設計與建築至今仍然享譽全台並成為他校建築系所「研究」的對象。「禮失而求諸野」反而可收「旁觀者清」之效。透過校外學者的觀察與分析確讓這所廿世紀傳奇的東海大學硬體架構呈現「不識蘆山真面目只緣自身在此山中」的領悟。他者成為旁觀者借鏡的「蛛絲馬跡」。
對應於東海大學的他者維吉尼亞大學華東大學吉阪隆正東海大學綜合計畫案雖是羚羊掛角卻是有跡可循。
若以「美國傘」為經用「日本影」為緯撐以「中國名」所構築而成的東海大學經過一甲子的四度空間觀察終於出現「廿世紀大肚山傳奇」的顯影。
構思東海校園
美國「聯董會」秘書長芳衛廉博士於1952 年4月2日寫的〈我所欲見設於臺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型態備忘錄〉其中與有關東海校園空間的訴求表達了業主對新校園的想像。第二點提出「這所大學應與其所屬的環境密切聯繫。」第十點提及「這所大學的校舍樸實但並不是一無特色是實用而不虛飾」。這是校園規劃的大原則。
陳其寬院長在「我的東海因緣」(東海大學四十週年特刊p.180, 1995) 文中提到
「1954年東海校園未來發展全景水墨圖是當時給聯董會作簡介用的。
「水墨畫中間有個草坪是受了美國傑弗遜總統的影響。他是一位建築師西元1818年他設計了一所大學--維吉尼亞大學就有一個很大的Mall。那張水墨畫的校園全景草圖事實上是受了他的影響。」可見「美國傘」不只是建校資金的主要來源美國文化也蘊藏在校園設計中。
日本建築史學者村松伸教授在「同時代的台灣建築史」(建築師236,pp.92- 941994/8) 中敘述
二戰後世界變成了圍繞以戰勝國--美國為中心的世界。台灣經過日本殖民地的「日據時代」大逆轉倒向美國。在台灣社會全面向美國看齊的同時日本殖民地時期的影響深深地遺留下來。
建築方面全世界都被現代建築所激奮密斯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18861969) ,和柯比意(le Corbusier)的「徒子」、「徒孫」們出沒於亞洲各地台灣也大刀闊斧地行動起來。
這時代台灣建築界的旗手是貝聿銘(1917-2019)和王大閎這兩位的履歷在各方面都很相似皆出生於中國大陸從青年時代就跨出國門分別受到美國和英國的建築教育巧的又是在哈佛大學研究學院成為同學同拜葛羅比亞斯為師同與菲力普強生為同學。他們將中國化的點銜接於現代主義的禁慾風格上他們兩人的現代主義不是後來出現的簡單的模仿和學習的作品而且有血有肉、身體力行的作品也許可以說他們是現代主義的「直系」。
貝聿銘在台灣的代表作品是台中的東海大學的校園規劃(1956-63) 。台灣方面的擔當者是陳其寬(1920-2007)他也有在葛羅比亞斯處工作的經驗他們所設計出的校園建築物給日據時代西洋主義者及來自中國大陸的注重中國趣味的美國「布雜派」以很大的衝擊。
在校園東西軸線的兩端帶有中庭的傳統漢族式住宅---以四合院為模式的總體構成及抑制效果的平面、細部及用RC構造(Reinforced Concrete)仿木結構、塗著白灰的柱子與其說是中國建築不如說讓人聯想起桂離宮等日本古建築。在那裡從厚重的形態可以感到空間的大方性。我們在80年代北京建起的香山飯店可以看到同樣洗煉的現代主義之妙。
僱員之一的張肇康設計的台灣大學農業陳列館(1963) 在單純的平面和一層用支架透空的技法大膽地採用了密斯和柯比意的手法同時在建築的正面貼上琉璃瓦以增加中國趣味。
所紙上大學
—W. Gropius的華東大學規劃與吉阪正、慶豐的東海大學校園規劃
吳光庭,盈芳, 「台灣當代建築之傳統概轉化」, 2008
「事實上早在貝聿銘就哈佛研究所時期貝聿銘就出現似如華東大學隱藏於現代建築中而有中國品味的空間文化想像的想法。
「貝聿銘的東海大學校園規劃中以西方現代為文本發展實踐成為台灣大學校園中最重要的現代中國文化想像。」
這是東海「當代建築之傳統概轉化」最直接的描述也是成就「中國的名」的過程。一般人以「唐式建築」加以概括論述既符合貝氏的「現代中國文化想像」也滿足統治者的期待。
日本的影
郭文亮教授在「解編織」( p.112 2014) 中很傳神地描述「現代」與「中國」建築工法中的「日本的影」。
…在貝自有限的「台灣經驗」裡快速拮取的灰瓦(日式文化瓦) 與紅牆以及排除曲線與鮮豔色彩參考了日本建築但被貝、張、陳解釋為「唐宋」風格的「中國建築」形式。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可以說貝、張、陳三人手中的東海校園與建築其實是多種「現代」與「中國」的詮釋與轉釋。能夠心領神會聯董會「理念」的貝知道東海校園必須「中國」但不可以是「宮殿」必須更「在地」(台灣)所以他選擇了其實來自日本的「台灣灰瓦」搭配紅磚牆面以及符合「現代建築」理念沒有曲線的木構屋架和日式平台砌石工法。(p.114)
黃蘭翔教授在「他者與台灣, 2018」中的結論
台灣的建築界寧願將東海建築所達到的成果當作榮耀的徽章藏掛於紀念館裡崇拜景仰而不是將它作為時代前進的踏腳石。
「在貝、陳從事東海校園規劃設計的時代中國建築史學界卻將日本飛鳥時期(592-710) 與奈良時期(710-794) 受到中國影響而在日本興建的建築原原本本地直接視為中國建築。
「李鑄晉2009年於「陳其寬七十回顧展」特刊中專文「陳其寬一位貫通中西的奇才」描述陳其寬設計東海校園的構想是來自日本京都與奈良古代寺院
「為著要了解中國早期建築的傳統陳其寬在1957年赴台灣探討初步計畫之前就到日本西京(京都) 及奈良去考察一些中國式古建築。…這給予陳其寬許多觀念在他和貝聿銘的計畫中就採用了不少早期漢唐時期建築(布局)的東方特色在設計當中。」(p.362)
鄭惠美在一泉活水陳其寬(2006) 一書中有詳細的描述
「來台灣之前陳其寬適巧剛拿到美國護照他便到東南亞旅行也到日本京都、奈良、日光等地考察桂離宮等寺院、庭園及新建築。」
陳其寬甚至自己表白他設計的東海建築的特質是來自日本奈良所保留的中國唐代無華的建築特質「事實上今天僅存的中國唐代樸實無華的建築卻在日本奈良。」(東海三十年,p.25, 1985)
綜觀多位名家分析東海建築的特質在設計上更清楚將「日本的影」顯現出來。
徐明松和黃瑋庭在「狂喜與節制張肇康的建築藝術」(木馬文化出版2022) 一書中描述
「日本建築師西澤文隆於1963年秋天拜訪東海大學認為文理大道兩側建築有改編京都御所形式的嫌疑缺乏革新。像是京都御所作者按遷都於東京前的日本皇居以平房群戲劇化了的中庭有趣的是以「寢殿造」設計的京都御所本就深受中國唐宋建築的影響對試圖尋回「中國性」的設計團隊而言日本在京都奈良的傳統老建築就成為了他們想像的根源。」
「日本的影」在專家解讀中呈現相當清晰。
其實陳其寬先生早於1962年4月寫就的一篇文章中也據此提出辯解「我們不應該怕別人批評我們的作品『日本氣』假如我們認為某一種做法是進步的、現代的話。如果我們知道『日本氣』的由來是『中國氣』的話對這種批評是可以無動於衷的。在日本遇到、看到很多人、很多事他們口口聲聲一切一切都承認是源於中國他們似乎沒有以為自己成了『中國式』、『中國氣』為恥也更可反映出他們是多麼的虛懷與大度也許有這種不怕的精神才會有他們這種進步吧」這篇文章等於是間接承認了受日本傳統建築的影響。(陳其寬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建築雙月刊第一期p.391962)
更具體的事實更表現在「文理大道成形」
「文理大道的成形是在1957年第一次回台灣前先到日本待了兩個多月除九州沒去外其餘的地方都去了。我到奈良及日光在一座寺廟前有一個坡道跟我設計的文理大道很像兩邊都有斜坡步道中間是一格一格的踏步踏步間種了草到了1959年要修文理大道的中央草坪時我把那個照片寄給貝先生徵得他的同意。」(我的東海因緣東海大學四十週年特刊p.183, 1995) 。相當光明磊落的表白
「在一座寺廟前有一個坡道」按圖索驥這「一座寺廟」似乎比較接近唐招提寺() 有待進一步考證。
尋回與想像的華人現代性
「為什麼王大閎經過1960年代故宮博物院與國父紀念館競圖計畫案的挫折後認知到並無法擺脫政治與當下的社會甚而後來也願意接受傳統圖像式的語言。貝聿銘當然知道如何調整身段試著找到一個大眾能理解且接受的新方式。因此設計團隊轉化日本傳統建築語言的方式既說服了業主也為當時華人建築的現代性另闢蹊徑。」--張肇康百年展璧報。
這是非常圓融地「同化」了「建築風格的雜音」也對前輩建築師表達了崇高的敬意。
「現代之眼」張肇康百年誕辰建築紀念大展於今年8月11日在東海大學人文大樓「低調」中展出。補足了校史上應有的張肇康五年在創建東海大學的貢獻史跡。
文／林碧堯（退休教授）
(202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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