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議員簡舒培在議會質詢，台北市敦化國小合唱團被邀請錄製中國福建電視台節目，高唱中共統戰歌曲「我們同唱一首歌」，淪為中共大外宣工具。市長蔣萬安「動怒回嗆」，不接受扣紅帽子；而監委賴振昌表示已申請自動調查，蔣萬安被追問時僅說「謝謝」，未正面回應。
台北市敦化國小藉由年幼無知的學童合唱團，獻唱中國統戰歌曲，主事者是無知還是故意裝無知？根據報導，去年7月底上任的敦化國小校長劉建男，長期以來替中國牽線統戰，可以說是在地協力者的慣犯，並非單點的偶發之舉。中共長期透過活動篩選出適合的在地協力者，推進統戰進度，事發後再以「單純交流，跟政治無關」來卸除責任。
不幸的是，這些年紀輕輕的小學生，在中國國民黨已經無力洗腦台灣人之後，國共兩黨竟是依然不會放過台灣的小朋友，不遠千里帶到對岸給中國共產黨洗腦？
2019年3月習近平大帝召開「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指出，必須培養一代又一代擁護中共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才，立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有用人才；習近平指示，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必須旗幟鮮明、毫不含糊，這就要求把下一代教育好、培養好，「從學校抓起、從娃娃抓起」，把「思政課」辦得越來越好。
「從娃娃抓起」道盡中國洗腦教育如何從小荼毒民族幼苗。這與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思想教育體制如出一轍，為台灣人烙下「我是中國人」深深的火痕；致使50年代以後的莘莘學子在升學主義的誘惑下，多少台灣人以有「官」可做逐步攀升到黨、官、學的高級知識份子而位居要津，成為為黨國服務的「鷹犬」。
當然，中國思想教育文化不只是從國共兩黨或習近平開始。古老中國文化以「科舉」舉才，即埋下「攏絡」會讀書、肯用功的年輕人進入官僚體系供皇帝驅策使用。歷代有錢人家的小孩從會拿筷子的年齡，就開始聘請教師讀書識字，準備參加考試；所讀的科目不外乎四書五經等儒家重要經典。搖頭晃腦，要訓練到「倒背如流」反覆吟誦。考上了既可「光宗耀祖」，權力、財富也隨之而來；讀書是為了「做官」就成為中國知識份子理想價值。
這種體制從小訓練出來的知識份子，由於深受儒家與帝王共構的「倫理道德」學說的宰制、影響，人際關係瑟縮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五常、四維、八德帝王政治思想餘毒，導致官僚系統出身的知識份子即使受盡帝王的屈辱，也從來不會去質疑皇帝權力來源的哲學性思考；甚至帝王與公民權利義務的關係。任由皇帝擁有生殺大權，在宮中荒淫無度、作威作福，知識份子只能成為帝王極權主義的奴隸幫兇！習近平「從娃娃抓起」引導學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不就是在這個脈絡下的「慘不人道」的產物嗎？
因此，可以說，中國對小孩子的「洗腦教育」自古已然，於今為烈。在中國既有的儒家文化宰制下，中國人早已成為奴隸。外來的馬列主義共產思想自毛澤東集其大成，到習近平將它發揮到淋漓盡致，「洗腦」從小孩子做起。
可悲的是，台北市敦化國小藉由年幼無知的學童合唱團，獻唱中國統戰歌曲《我們同唱一首歌》，受邀錄製中國福建電視台節目，學童服裝還繫上「紅領巾」，這是中共創立中國少年先鋒隊的標誌，紅領巾代表著「心向黨」，淪為中共大外宣工具。敦化國小校長其行徑之荒謬，正是中國官僚文化所形塑的知識份子，寧願成為極權主義的「鷹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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