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貞昌堅持推五倍券，引來藍綠陣營的反對，反對人士都將焦點放在印製五倍券二十多億的行政費用。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五倍券其實是政府充當全國最大百貨公司的行銷部門，發行特別的禮券加折價券，進行一次全國各行各業年終促銷的大活動，來提振台灣本土疫情後的經濟。從這個角度來看，二十多億的預算，就像百貨公司週年慶的行銷費用一樣，不是那麼浪費而有其必要性。

「黑天鵝效應」作者塔雷伯接受訪問時表示，在現今黑天鵝事件層出不窮的「極端世界」，如何能夠隨機應變，增加自己的「反脆弱性」，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不二法則。他舉疫情爆發後的兩個行業為例：有些餐廳服務生因為疫情不准內用，每天在等政府救濟、怨天尤人。但是他的服務生朋友立刻改行做外送，結果收入比當初當服務生還多。另一位健身教練朋友，因為美國疫情爆發，健身房生意大跌，毫無收入。於是這位健身教練想出一個方法，幫他原來的顧客購買、安裝家中使用的健身器材。由於生意興隆，這位健身教練最後乾脆專門從事這門生意，結果從健身教練轉身變成老闆。

回過頭來再看看台灣的五倍券。其實去年的三倍券已經證明這個方式有效，許多百貨公司、大賣場都配合三倍券紛紛推出各種優惠措施，造成一波消費熱潮。這次推出五倍券，許多媒體訪問小吃店，小吃店老闆都說每個人消費只有幾十、一百多元， 面額最小二百元的之五倍券也不找零，對他們來說毫無幫助。其實這些人就如同前文所說不知應變的服務生一樣，是非常脆弱的一群。這些小吃店只要想想，在成本可行的前提下，顧客用滿二百元五倍券送一盤小菜，用滿五百元五倍券送一碗餛飩湯，用滿一千元五倍券，本來買十個便當，再免費送一個便當。店家可發想各種促銷方式，帶來更多的生意，而且禮券兼折價券政府都幫你印好。這種小吃店最適合用紙本的五倍券，不適合用數位券，因為紙本券才會吸引一些年長並且注重優惠的消費族群。

一些政客在這波疫情中也表現了本身的脆弱性，柯文哲為其代表。柯文哲每天砲打中央政策，可是反觀柯文哲舉辦了一大堆「如何振興疫後經濟」紙上談兵的座談會，台北市的商家還是一間一間的關，完全沒有看到台北市有任何實質有效振興經濟的方法。如果一般百姓不知道如何應變疫情帶來的衝擊，還跟著柯文哲這種只會批評沒有實質對策的政客一起起鬨，到最後就會變成現今極端世界裏最脆弱、最容易被淘汰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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