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領導人的歷史定位很大程度由其政治遺產決定。有點像富豪做遺產規劃，政治領導人通常會刻意規劃某些政治遺產，期能留傳後世，但後人對這些遺產的評價當然遠近高低各不同，而且必然與時俱變。畢竟，有時候貌似無關緊要的政治遺產可能在某個偶然扭轉歷史的發展。反之亦然。
換句話說，政治遺產的評價往往並非當事人所能決定。因此，西方民主國家政治領導人一般會比較傾向於自我期許後人如何緬懷他／她。但也往往事與願違。
例如冷戰深凍期西德總理布朗德推動的東進政策比尼克森的低盪要早，當時他也不可能預知東進政策很可能是導致廿多年後蘇聯崩潰的混沌效應蝴蝶翅膀。而後世對他最深刻的記憶卻可能是他訪問波蘭猶太集中營在紀念碑前那一跪，以及被西德情報局揭發他最信任的機要祕書是東德間諜，他立刻為他的政治判斷力負責而辭職。後者成為他的政治負債，幾乎抵銷掉他的政治遺產。
尼克森最希望後人能緬懷他打開中國的大門，但人們一想到他就想起水門案。正如人們想起柯林頓便想到陸文斯基，豈柯之所欲哉！然亦無可奈何事。所以他照樣吃香喝辣若無其事，倒是苦了陸文斯基大半生抬不起頭。
也是冷戰尖鋒期，英國國防部長普弗模被發現與蘇聯間諜（駐英武官）共享一位情婦，舉國譁然，麥克米倫首相整個内閣一夕崩塌。普弗模從此抬不起頭做人，他沒有自殺或隱遁，出獄後低着頭默默地做清潔公厠的義工向公衆贖罪。可算好漢一條。
本來國稅局課徵遺產稅時，被繼承人的負債可以抵稅；要繼承遺產就必須同時繼承負債。政治遺產稅則不同：被後人課稅的對象是政治負債不是政治遺產，後者被概括承受，可能抵稅。蔣介石不在人間已近半世紀，也就是說五十歲以下的台灣人只對沒有生命跡象的蔣介石印象模糊，可是他留下來的政治遺產和政治負債到今天還理不乾淨，繼續糾纏著台灣人。國民黨人和共產黨徒一樣，都企圖切割政治負債，只要政治遺產。
德國總理梅克爾即將卸任，人們可能因為她對權力無欲則剛、私生活無懈可擊而緬懷她。她的政治遺產當然也會有政治負債。但是納綷的大屠殺絕不是她的政治負債，她的基民黨和布朗德的社民黨一樣不但没有繼承任何納綷的政治遺產，反而是被納綷追殺的一群異議份子。前年她走訪奧斯維辛集中營舊址時所講的一段話，也許最能體現她的人格，同時可以提醒地球這一邊的人們：
「我們沒有能力也沒有任何辦法去挽回在這裡被謀殺的生命。這是一個故事，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訴說......以確保這些罪行不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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