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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馬獎國際化來對抗中國拒絕參賽

中國電影報官方微博於八月七日表示:「國家電影局消息,暫停大陸影片和人員參加2019年第56屆臺北金馬影展。」繼打壓觀光業後,現在輪到電影業。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說得好「人不是另一個人的工具」。人不是另一個人的工具,人當然也不是工具。然而中國共產黨粗暴地把所有人、一切事物當成工具。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更明指,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

電影分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兩塊,商業電影是拚票房拚工業成熟度,美國奧斯卡獎為代表。華人電影中我國的李安取得了最高成就。藝術電影則是思想與文化,以威尼斯、坎城、柏林三大獎為代表,我國的蔡明亮、侯孝賢、楊德昌均有國際地位,其中蔡明亮甚至獲得羅浮宮典藏。

筆者的研究集中在藝術電影,因此只談藝術電影這塊。中國藝術電影的巔峰成就,是陳凱歌「霸王別姬」和張藝謀「大紅燈籠高高掛」。然而這兩位導演在西方眼中都只是講大時代故事的半個導演。西方電影作者論認為導演如果沒有兼編劇,只是一個照本宣科的攝影師。「霸王別姬」這浩瀚史詩,首功應給編劇李碧華。其後優秀的中國電影,例如姜文、賈樟柯,仍然不脫敘事電影的範疇。

敘事電影就像繪畫雕塑裡的寫實主義一樣,早已不是當代藝術電影的探索方向。當代藝術思考的是,一個自由人在這個荒蕪的物質世界裡,人類的精神面貌問題,例如 Michael Haneke、Lars von Trier、蔡明亮。

中國受到言論管制沒有創作自由,不是一個自由人,無法思考自由人的問題。中國的創作者長期處於精神受閹割的狀態。上屆金馬獎新銳導演「大象席地而坐」的胡波自殺抗議,可以說明在中國的環境下,要保留一點點自我有多麼困難。

中國不參加金馬獎,台灣中國雙方損失的是思想交流的機會,從文化上帶來同情與理解的機會。中國電影界不發動抗議,其實也說明了中國電影界缺乏挑戰權力的勇氣,或者被洗腦或者「莫言」了。愛抗議的劉曉波得獎不能領;不說話的莫言爭議中得獎被奉為國師,這個利害取捨,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都看得很清楚。

中國不參加金馬獎,再次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沒有要溝通。共產黨的性格一直是欺善怕惡,只信仰力量。這個世界只有美國能跟中國平等談判。台灣理想的做法應該是不承認中國共產黨政權,然後盡力跟中國民間交往交流,把共產黨政權和14億老百姓區別開來,將自由民主意識注入14億人心中。如果14億人一直以「戰狼」思想為主流,即使中國共產黨未來垮台,我們仍將面對另一個獨裁政權。

中國不來,金馬獎的競爭減小很多。我們應該將金馬獎國際化,刪去華人華語電影的限制,歡迎世界各國來報名。已在三大獎得獎的電影請勿一稿兩投,同樣採用我們的華人評審團。這樣可以刺激觀光業、向世界宣告台灣的文化存在感、同時展示華人金馬評審團的電影品味。

有人質疑如果從此台灣電影得獎困難怎麼辦?要對自己國家的電影有信心,台灣頂級導演都是能得三大獎的,萬一情況實在太慘,就下設一個最佳華語電影獎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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