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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一例一休抗漲大絕招 讓只知轉嫁企業下架

勞基法新制實施，全台許多大小企業不約而同的調漲了產品定價，擔心大規模物價調漲反造成消費者衝擊的行政院，因此傳出了消保處邀請宣告調漲業者到院「喝咖啡」消息，了解漲價是否都用在人事成本上。 話說勞工假都還沒放到，企業就率先喊漲，還沒領到加班費，荷包卻先縮水，導致不少媒體試圖把一例一休導向新政府在勞動基準法修政策的錯誤，但要突破現階段台灣勞動條件的困境，不能只怪罪政府，更不能只盼望政府來解決，企業對於市場與勞動者的態度恐怕才是關鍵。 從一根冰棒，看企業家精神與態度 說到漲價這件事，就不能不提2016年4月日本國民冰品「ガリガリ君（GariGari君）」的一支「謝罪」的漲價廣告。GariGari君冰棒幾乎日本每個國民小時候都吃過的蘇打汽水口味的冰棒，是赤城乳業在1981年推出的產品，當時適逢第二次石油危機因消費緊縮瀕臨破產的赤城乳業，推出大眾口味、一支只要50元日幣GariGari君冰棒，自此成為日本大小朋友最喜歡冰棒品牌之一。 推出至今35年的GariGari君只調漲過兩次價格，一次是在1991年，而2016年4月1日的調漲價格則是第二次，兩次都調整了10元日幣，而為了事隔25年的定價調整，赤城乳業推出了一支「漲價篇」的廣告，60秒長度電視廣告用了1991年調漲價格的廣告歌曲最為背景音樂，在中文歌詞意思大致如下： 完全沒有想要漲價  (値上げは　ぜんぜん考えぬ)今年內絕對不漲價  (年内　値上げは考えぬ)現在先不要談漲價這件事!  (今のところ　値上げはみおくりたい)絕對不允許立刻漲價  (すぐに　値上げを認めない)我們也想想漲價的時間點  (値上げの時期は考えたい)不是我們認為應該漲價  (値上げを認めわけではない)我們不想立刻調漲價格  (すぐに値上げはしたくない)對漲價我們雖抱持消極態度  (値上げには消極的であるが)今年是萬不得已只好漲價  (年内　値上げもやむを得ぬ)最近的漲價是不得不選擇  (近く　値上げもやむを得ぬ)漲價是不得已的選擇  (値上げもやむを得ぬ)踏出漲價的那一步吧  (値上げにふみきろう) 在這首1991年所寫的廣告歌聲中，赤城乳業社長井上秀樹先生率領著100位以上的員工，面色凝重地看這鏡頭，在最後一句歌詞時，深深向鏡頭行90度的彎腰禮，而這時螢幕上出現了「60→70，25年間我們真的很努力了! 踏出漲價的那一步吧!」，這支道歉廣告獲得來自日本國內、世界各地許多消費者廣大回響與讚賞，在漲價之後銷量反而成長10%。 通貨膨脹不是必然，漲價是不得已的選擇 事實上，金磚四國(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東南亞等新興國家消費力的崛起，推升了世界平均物價，特別是農產品、原物料等價格，全世界唯獨日本一個國家，長期面臨物價下跌、通貨緊縮之苦。 4年前日本安倍晉三提出安倍經濟學，射出「大膽的金融政策」、「機動的財政政策」與「喚起民間投資的成長戰略」三支箭的目的，就是要擺脫日本物價持續下跌的通貨緊縮。而根據日本官方與學者的研究指出，造成日本通貨緊縮的一部分原因來自於供給面，也就是日本企業對「定價」的忍耐與「成本」的努力。 在擺脫通貨緊縮目標下，日本央行以「異次元」的貨幣寬鬆政策在2年內讓日圓大幅貶近50%，逼得日本以內需市場企業們受不了進口成本壓力，在「超過自助努力所能吸收成本的極限」下，於2015年初開始調漲定價，但日本食品、日用品與外食連鎖餐廳的漲價潮中，部分產品甚至比GariGari君還要長時間沒有調整價格，例如Lotte 「Ghana」牛奶巧克力41年、三多利的「角瓶」32年，許多大型加工食品製造商都是25年來首次大規模調漲產品定價，而外食業者當中，台灣也有分店CoCo壹番屋則是事隔9年將招牌豬肉咖哩飯價格調漲21日圓(約4.5%)，但也不是一次到位，而是以東京23區先行漲價，以一年時間分區域慢慢調漲。因日本長期通貨緊縮、消費者精打細算而逐步擴大市場成為全球知名平價服飾品牌的Uniqlo社長柳井正在宣布調漲店頭定價時說到「為了不讓產品品質下降，漲價是不得不的決定。」 百元商店出現、1個硬幣套餐(500元)的出現，都是日本大、中小企業為了國內消費市場競爭的產物，透過原物料損失與存貨控制、自動化與生產效率流程的改善、委託海外生產等生產與管理效能的提升來控制勞動或原物成本，是日本企業經營基本常識，「漲價」是不得以的選擇，只有在所有辦法都努力過了，我們還是無法維持獲利的情況下，我們只能跟消費者低頭道歉說「我們努力過了，請原諒我們要漲價」。 漲價不是不行，關鍵在於態度 這次一例一休帶動的漲價風潮中，多數台灣消費者對於喊漲的企業大多抱持著不滿，總覺得怎麼還沒放到假，你就先喊漲。為什麼可以先行調漲，因為雇主很清楚一例一休實施後，若要完全符合規定必須要增加勞動成本。簡單來說，假設一家連鎖餃子館因新制上路，為填補正職員工新制工時缺口，必須聘請一位時薪人員，每月成本需增加1萬元，若該店勞動成本約占總營收2成，反推回來一間店鋪的月營收就必須增加5萬。有做過零售相關工作的人都知道，既使是一家月平均月營收有100萬的店舖，要平均能夠穩定擴大營收5萬元在現在台灣這個講求高CP值的消費市場中有多麼困難，若不是老闆自己吃下來，就是要消費者吞下去。 但從這波喊漲風中，沒看台灣老闆們像日本企業苦守25年的「忍耐」與「努力」，「立刻」用了「反映成本」一句話，將一切的問題「轉嫁」給多數勞工組成的消費者以及想要打造更優質勞動條件的政府，完全嶄露了「慣老闆」的性格。 消費市場是自由的，勞動者們有選擇權利 從近幾年國內有越來越多日本食品以進口或來台設生產點，也有很多外食、百貨零售業者進軍台灣，當有越來越多日本企業瞄準台灣內需市場，與台灣企業一起競爭勞工們主導的消費市場時，會使台灣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而面對那些不懂忍耐、隨便就喊漲的慣老闆們，或許不用等政府請他們喝咖啡，消費者就可以用手中的新台幣來選擇哪一家企業可以生存。 消費者與其用消極的怪罪政府政策錯誤，不如積極用自己的力量，讓不知長進、忍耐與努力的企業，像頂新、康師傅一樣退出市場吧! 本文作者：葉懿倫，青平台基金會慕哲社會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

投書玩不起民主的議員 阻礙臺中市參與式預算

臺中市市長林佳龍才剛頒發獎狀，感謝市民積極參與臺中市參與式預算，結果一個禮拜不到，臺中市參與式預算推動團隊的經費卻在市議會民政委員會慘遭刪除預算，若下週大會中無議員提出覆議翻盤，團隊明年恐怕只能解散。 參與式預算，是一種直接民主的制度。它企圖挑戰傳統政府編列預算的絕對權力，改由人民自己決定部分公共預算的支出。今年臺中市參與式預算，參與提案的市民須經過層層關卡：提點子、公共討論、反覆溝通並修改提案、公開展覽、全市投票，最後獲選後交由市政府確切執行。此過程除培力市民外，更希望能合理公平地分配資源，讓傳統政治中被忽略的弱勢族群都有權力影響公共支出。 今年是臺中市參與式預算推動第二年，在推動團隊的努力下達成不錯的成績。以今年四區全體可參與投票人數來計算，投票率達到 4.5%的水準，就算與世界各地參與式預算的投票率相比皆為高水準的表現。除此之外，此計畫捲動了許多「不曾參與公共事務」的市民。提案討論的參與者中，有高達52%表示從未與社區內其他人共同解決公共問題或改善狀況。更有約31%的參與者表示，從未透過任何管道反映公共問題或需求。由此可知，此計畫有效跨越了傳統政治模式，確實鬆動人民公共參與的門檻。 在豐原區，一位七十多歲的太太因擔心社區學校的操場路面不平，造成運動的社區居民摔跤受傷，決定出面提案。另一位在地年輕人，原本只想促成公園內游泳池重新營運，在參與式預算計畫的過程中，由另一長輩口中了解公園的歷史，因而修改提案，目標轉為傳承當地記憶。這些點點滴滴皆為珍貴的足跡，展現不同世代、不同階級、不同族群之間，人民迫切想要對話，人民有好多社會關懷想要實現、有好多需求應被處理。不是上對下的傳統政府，人民渴望更直接的力量，自己決定自己繳出去的稅金。 結果相當諷刺，直接民主的種子方才種下，由市民選出、本應為市民福祉努力的臺中市議員，卻一股腦將種子鏟起。因民主而生的代議士，難道不應該擁抱民主制度嗎？為什麼受惠於民主制度的議員，面對另一個更直接展現人民聲音的制度，卻如此恐懼，竭盡所能地打壓？ 參與式預算在全世界已推行近三十年，在世界各地為民主推波助瀾，甚至納為常態制度。反觀臺中市議員，「民主」除了當作政治宣傳的名詞，究竟還代表什麼意義？ 本文作者：林心乙（中山大學社會所碩士、臺中住民）

投書政府應把「廢核工程」納入台日經貿合作議題(青平台_葉懿倫)

當大家把本次台日經貿會議的焦點放在日本核災區域農林水產與食品加工品進口議題時，另一項應該要及早納入台日環保與產業合作的「國家級」政策議題—「廢核工程」，恐怕沒有在這次談判議題之中。 還記得小英總統在選前宣示了2025非核家園的目標，自今只剩下九年的時間。而根據台電9月公布計畫，由於核一廠2號機將直接運轉明年5月燃料貯存池滿池停機後停機，於2018年底與1號機一同除役。在核一廠兩座機組實質提前除役的情況下，核一廠的除役工程計畫、核燃料棒等高階核廢料的貯存工程規劃，就不能只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 全球正處於在「核電廠嬰兒潮」的大規模退職時期 據世界原子能組織的統計，目前全球已經停止運轉、正在進行或已經展開除役計畫的反應爐達128個。由於1970年代第一波核電興建潮下所建設、商轉的核電廠，至今多是運轉超過40年老舊發電廠，電力公司必須負擔較高的維修成本與營運風險，再加上2011年日本311地震引發福島核災事故帶來的社會衝擊、實際負擔遠超乎想像，也讓多數早年開始使用核電國家下定決心降低對核能的依賴，積極讓核電廠從能源供給的牛棚中退役。 但目前全球完成60百萬瓦、非軍事核電廠反應爐除役經驗的國家只有美國、德國，分別完成10座與1座，其餘國家的除役經驗多僅停留在小型的核電實驗爐。因此，如何核電廠安全地完成除役工程，將高風險的燃料棒、高階核廢料進行安全的運輸、中間貯藏、最終處置，避免核能災害的發生，成為以邁向非核家園為最終目標的國家們所面臨的共同課題。 核後端處理與替代能源發展同為台日重大課題 板塊斷層、火山地形、海島氣候等自然環境的風險與挑戰，是讓台灣「廢核」之路頻頻卡觀的關鍵因素，要在未來九年內真正的展開核電廠的除役工作，在核能研究與工程技術上，亟需尋求「世界級」的合作夥伴。 特別是與台灣有著相似的地理與氣候環境的日本，相較於大陸地形氣候為主的美、德、法、俄，所面對自然環境風險產生的技術課題所因應提出解決之道，對臺灣未來的核電廠的除役、核廢料的貯藏、處置工程之規劃到實際執行，的確具備的參考價值。 根據日本原子能產業協會的資料，目前日本停止運轉且通過除役工程計畫的反應爐，共有16座，包含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六座。雖然當中有三座已完成或正在進行反應爐的解體工作，但與台灣核電廠相似的沸水式、壓水式反應爐的除役工程，也是在近年開始較積極運作，2009年11月已經通過除役計畫浜岡1、2號機，2015年一口氣停止了敦賀1號機、美浜1、2號機、島根1號機與玄海1號機等運轉超過40年的老舊核電機組，加上未來10年臺灣6座機組與日本其他高齡核電廠退役，停止運轉核電廠除役的工程商機至少超過20座。 龐大廢核、新能源研發費用、投資是產業商機 以美國的10座反應爐的除役費用每座反應爐成本介於3~7億美元，來推估2025年台日退役核電廠的除役工程商機應超過100億美元，若再加上核廢料處理研究調查、處理技術、硬體工程與材料設備之費用，以及核能替代相關的再生能源技術研發、設備投資、電力網絡供輸建置等產業商機，可能產生每年的市場規模，應不遜於台日食品貿易的總金額。 日本在經貿外交政策上，以經濟夥伴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來取代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與簽署EPA的國家，不是只解決貿易問題，而是在人員、技術、投資、政府採購、智慧財產到共同課題合作，都能夠藉由EPA的簽署進一步的強化。因此，台日經貿會議所談論不應該只針對現有的商品、服務貿易等爭議，也要從台日兩國人民未來生活共同課題的解決，來思考產業合作的項目。 「能源自給率」極低造成的社會、產業、國防風險一直是台、日共同面臨的國家發展課題，而加速再生能源技術的實用化、產業化則是現行解決能源困境的關鍵方法，若台日雙方能在核電廠除役、核廢料處理等核後端的技術開發，以及替代核能、火力等傳統電力來源的再生能源強化合作、攜手研發、共同投資，解決核災風險、CO2減量等社會需求，穩定所有產業的最根本能源供給，對台日整體社會的綜效，拓展其他國家能源市場開發，應該是一個最具長期市場效益的好產業。 本文作者：葉懿倫，青平台基金會慕哲社會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

投書日本圖書館與出版社的仁義之戰，看台灣(青平台_葉懿倫)

本月22日由日本出版社組成產業公會—日本書籍協會(JBPA)的文藝書小委員會，對日本約2,600家的公共圖書館，發出了請願書，「希望各圖書館在減少文藝書、文庫本的過量採購及募捐活動時，對出版界的生存與居民的要求之間利益的平衡，應慎重地考量」。這一封來自於出版界的「請願書」，可說是出版界對圖書館「同盟」關係與否的一封確認信，也象徵日本真實的「圖書館戰爭」正一觸即發。 圖書館拼命進新書，是朋友，是敵人?! 「書賣不掉，都是因為圖書館的錯!」，就像台北市圖書館便利店借書服務爭議一樣，圖書館與書本的銷售量之間的關係，也是近年日本出版業在面臨市場縮小困境時，常被部分業界人士拿出來說的理由。以日本新潮社為例，根據他們統計人氣作家的新作品，在全國各圖書館出借的次數，新書出版短短幾個月內就達到數萬冊，只要當中一部份不是用借的而是用買的，書就能夠再版，但當多數圖書館為了服務居民，採購大量新書，讓讀者不用花錢就看到，也就澆熄了這些新書大賣、長賣的火苗，使得出版社、著作人無法在寒風中升起取暖的火焰，只能繼續苦撐。因此，以新潮社為首，日本部分認同這樣觀點的出版業者、作家、版權者、書店也在前年向圖書館提出「新書出借等一年」的請願書。 但也有不少出版業界相關人士認為圖書館、二手書店的存在，是擴大閱讀、降低購書門檻，培養新讀者的重要管道。以「圖書館戰爭」一書，獲得廣大迴響的日本知名輕小說作家有川浩老師，也在自身的部落格中分享了圖書館與書籍銷售之間關係的感想，從她書迷的來信經驗中，有很多的書迷都是從圖書館的書開始認識她、購買她的書，因此她認為圖書館是牽引她書本銷售的重要支柱，若用強硬的手段要求讀者不要去圖書館借書、不要買中古書，壓迫讀者選擇閱讀管道的自由與樂趣，讓出版業者與消費者形成對立，恐怕是最得不償失的。所以，要度過出版業寒冬的方法，還是要做出讓讀者「很想要自己擁有」的書，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圖書館與出版界的現階段敵友關係，非黑也非白 書賣不掉，究竟圖書館有沒有錯?日本朝日新聞社報導曾利用日本的圖書館統計資料、出版書籍銷售、人口統計資料進行了相關係數的統計分析，發現日本書籍銷售金額關係最為顯著的「15~64歲生產勞動人口數」以及「圖書館採購預算」。以嚴謹的統計學分析來看，勞動人口減少會導致圖書館減少採購預算，故兩者存在共線性的可能，所以真正導致日本書籍銷售量下滑的因素，關鍵原因可能還是來自於人口的減少。 然而，從日本的長期數據觀察，日本書籍銷售量的最高峰在1994年前後銷售金額超過一兆日圓，而2014年跌破8,000億日圓，但圖書館個人借書本數則持續上升，從1994年3.6億冊增加到2011年7億多冊，才開始微幅減少，在2014年仍維持有近7億冊的水準，但日本所有的公共圖書館有登錄借書的人數卻達到6千萬人以上，相當接近日本現有勞動人口，占全人口的比率也持續擴大。換言之，日本社會借書、看書的人口增加，但書籍的銷售量卻節節下滑，除了有在賺錢的勞動人口的減少主要元兇外，在出版業界面對薪資成長鈍化、電子資訊普及時的寒風時代，很難說「圖書館為服務居民導致圖書採購過度偏向主流市場」絕對不是落井下石的幫兇。 日本出版社下通牒，不是為了求戰而為求和 在網路世代，資訊查詢模式大幅轉換、電子裝置取代傳統圖書的現在，當全世界都在重新思考圖書館的功能、想著改變圖書館的樣態、摸索對策時，若地方政府政治人物、圖書館的主事者們為了打造自己前途，一昧地討好民眾、消費者，大量採購市場消費力道較強的暢銷文學與大眾小說，讓已經長年貧血的出版業者在還沒調整體質前，就先補上一刀，對一國整體知識、閱讀與創作環境來說，絕對不是件好事。 這次的圖書館戰爭開打前，日本出版業產業公會直接向各地方圖書館喊話，其目的當然不是求戰，而是求和。畢竟一國的創作自由與活力，除了「表現自由」的保障外，「經濟自由」的保障也是相當重要。如果市場持續緊縮，在出版社縮減經費、暢銷書再版可能性下降，在產業相關人的經濟生活無法獲得保障時，如何讓創作者在市場生存、讓更多年輕人參與。而當出版業者市場規模越來越小，會繼續壓縮能存活出版業者的數量，一旦市場被少數廠商寡占時，就可能造成創作自由限縮，形成不自由的惡性連鎖。 讀者、圖書館、書店、出版業的好循環才是關鍵 當公共圖書館在採購預算與營運績效尋求自身的KPI時，或許不應該只考量提高自身的來館人數、書本出借率等，而是思考如何打造一個讓圖書館成為一本好書、一位作家與讀者相遇的地點，讓讀者踏出圖書館一刻時，偶而也會想繞道去書店買本喜歡的書，讓圖書館培養出來小讀者、新讀者成為出版社的消費者、創作者。 出版業者與圖書館的仁義之戰是否會開打，取決於雙方的一念之間，在日本出版業者先禮後兵的請願下，後續為如何發展還得靜待觀察。但台灣出版業界在新任文化部長鄭麗君上台後推動公部門圖書採購改才最有利標外，其餘圖書統一定價制度、維持轉售價格制度等對於書店、出版者在流通市場上較有利的公平競爭制度，都在產業內部彼此意見不一、公平交易委員會長期忽視下，遲遲無法找出幫助出版業與實體書店業者的具體解決作為。 這場由日本出版業產業公會對於各圖書館發動的圖書館戰爭前的請願事件，或許可以讓市場困境更加嚴峻的台灣出版業界的相關業者、關係人，以及中央、地方政府、圖書館主事者一些啟發。 本文作者：葉懿倫，青平台基金會慕哲社會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 參考資料： 1.林智彥，図書館の貸出数が書籍売り上げに影響を与えているかデータ分析，CNET Japan 2015/10/30(金) 2.有川浩，「図書館と出版業界は共存できる」，有川浩と覚しき人の『読書は未来だ！』， 2015/12/25(金) 3.讀賣新聞，ベストセラーなど購入「配慮を」…図書館に要望，2016/11/23(水) 4.日本圖書館協會 ：http://www.jla.or.jp/default.aspx 5.日本書籍出版協會：http://www.jbpa.or.jp/

投書是該修言論自由之權利義務學分的時候(青平台_葉懿倫)

一支出現校園霸凌畫面的音樂創作MV，劇中演員身上的白衣黑裙制服，因繡了「中山女高」校名，引發學校與部分校友嚴正抗議要求道歉與下架，夾雜天后超高人氣、百年傳統校譽、校園霸凌爭議，卻讓造成爭議的「創作自由界限」模糊了。 創作自由被保護但不能無限上綱 創作自由屬言論自由的基本人權之一，《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均有明確提出，人人有主張及發表自由之權利，且主張不受干涉之自由，但公約十九條第三項同時明確提出，發表自由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與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一)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二)保障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或風俗文化。 換言之，國家雖有義務保障人民的自由，但當創作自由對其他個人與公共利益產生侵害時，國家有權利制定法律給予限制。當創作自由的表現方式，與他人權利、其他人權發生對立、衝突時，其創作自由將會產生限界，就不能無限上綱。因此，創作者在享有表現自由時，其自身也應該思考創作自由的界限，也就是在享有自由人權保障時，也必須要盡到維護他人人權的義務。 有人常常抱怨台灣就是「言論太自由」才會一團亂，但自由的言論、表現空間也正是台灣藝術、音樂、影視表演得以孕育多元、多樣文化、充滿活力的關鍵。從兩個月前的大馬歌手與當紅樂團拍攝MV踩宗教紅線的一面倒批判，到實名女高制服入鏡演譯霸凌事件的正反意見，可以看出台灣社會可接受最大範圍的「創作自由」的那條界線仍未很清楚，仍有待台灣社會去建立共識。 究竟國外對於這類型出現「創作自由」與「他人人權或自由」出現矛盾時，平衡點究竟如何取捨，日本恰巧在近期發生過兩個案例可以參考。 在日本連說「我是華岡的，學力很爛」都不行 近期日本實際存在的學校名稱出現在影劇表現中的爭議，是以時事、實物嘲諷見長的日本鬼才腳本家宮藤官九郎，在2014年編寫《SORRY青春！》時，在第三集女演員中村靜香的對白中，出現了一句「私、堀越だから、勉強はできない」，中文的意思是「我是堀越畢業，念書不行啦!」，而「堀越」所直接指稱的就是培養出石川小百合、長澤雅美、水樹奈奈等眾多演藝明星的堀越高等學校，同時也是該女演員的母校。戲劇播出之後，校方認為該台詞有損在校學生日常的努力、名譽對電視台表達抗議，其後TBS製作單位前往拜會該校校長說明原由，並在公開發表了考量不周的謝罪文且刪除了線上、DVD播出時該畫面影像後落幕。這件事情處理方式，同樣也引發了日本國內對於該事件未來是否會造成創作者因害怕陷入輿論風暴造成創作自由限縮議論。 圖片來源：日本TBS電視台　http://www.tbs.co.jp/gomenne_tbs/ 在日本連說「外國人，不就是阿斗ㄚ」都不行 另一個案例是，ANA在2014年初推出一支讓外國人對日本人印象改變的形象廣告，因其中一位扮演機長演員，將自己的造型變裝成為「金髮、高鼻子」外國人形象，引發了「人種差別」的批判，ANA立即下架影片並公開抱歉。該廣告遭受批判的原因，「外國人」不等於「金髮、碧眼、高鼻子」，用少數外國人「容貌」來比擬全部外國人是極為不妥創作表現。 創作自由界限的不能只靠自由心證 一般來說，民主法治國家對於「政治」的言論自由容忍度是最高的，因涉及公共利益，但對於「商業」容忍的言論自由則較低，是為保障私人的不同權利之平衡。所以創作者在進行原始創作、二次創作時，出現姓名、商標等「專有名詞」使用本來就要相當的小心，避免侵害他人財產權、尊嚴權，更不應為了商業利益而故意為之，如盜版、抄襲、名譽損壞等。 以台灣發生的MV爭議與前述的兩個日本例子都屬於「商業作品」，但在表現則同時踩到了「專有名詞」與「以少數指稱全體」的表現界線。台灣不是日本，當然不需要完全按照日本的標準，但對於創作者「故意」或「非故意」、台灣社會「創作自由」保障的底線，卻也不應該以個案、輿論風向來界定，否則台灣就稱不上一個法治國家。因此，一支MV的表現自由要如何保障、一所百年女校人格權要如何被保護，最好的方法是交由「司法」來解決，讓更多判例來畫出台灣對於創作自由權利與義務的基本界線。 當大家享受言論自由、創作自由時，另一門義務的必修課恐怕還等著大家一同學習。 本文作者：葉懿倫( 青平台基金會慕哲社會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

投書柯P，千萬別把圖書館當租書店(葉懿倫_青平台)

日前臺北市立圖書館結盟與三大超商推出「超商借書」服務，引發出版業界反彈直奔中央部會尋求解決配套，但台北市這號稱冠於全臺的「公共服務創新」，或許一開始對「圖書館」資源與功能，在認識上就出現了本質的錯誤。 圖書館，非完全的公共財，具有排擠性 所有經濟學教科書都會告訴學生，圖書館是擁有「共享性」卻具有「排他性」的「準公共財」(或稱俱樂部財)。也就是，只要申請了借書證，就可以與其他會員一起「共享」圖書館的資源，但圖書館的資源卻同時具有「排他性」，也就是一本書，當A借走了，B在同一個時段就無法使用。北市府提供「超商借書」服務的本意，就是誘使「忙碌上班族、習慣網購的學生族或其他縣市讀者」一起加入共享北市圖的圖書，但當因借書服務的人數若大幅度的增加，就會擴大會員彼此競爭、相互排擠的機會。就像原本擁有1千位會員的健身中心，突然提供健身器具租用且送貨到府服務，進而吸引2千位新會員加入，若原有的健身器材數量不變、使用人數提高，將導致原有或新增的會員想用也用不到。以北市圖來看，最可能受到影響就是低所得學生、弱勢與高齡退休人口。 在政策施行前，較容易占用圖書館資源大多是較有多餘時間退休人口、沒在上班的學生或弱勢，因為他們比一般上班族或其他縣市的會員，更有願意或意志付出「跑一趟圖書館所需的交通時間、車資，以及在圖書館樓層找到那本書的時間與精神」的交易成本，搶得圖書館資源一個月的占用權。但政策實施後，加入的競爭新會員們，只要手邊有網路、願付50元物流費，就可以一起競爭圖書館資源占用權，原本一定要用「腳」與「時間」才能搶到的書本占用權，卻讓有擁有網路且願付50元形成了先行占用的優勢。 因此，北市圖所提出「超商借書」政策，就像原本有一群小朋友正在玩搶椅子，但老師突然說「全台灣的大、小朋友們，只要你願意支付50元物流費，並在網路上完成預約，我們可以請專業物流搬一個椅子到你面前。」一般的驚人之語。 圖書館，是知識的大寶庫，不是外送店 數位資訊快速發展，早年以為會虛擬化、被數位內容取代的傳統圖書館，不僅沒有消失，還在歐美研究中發現圖書館功能層次，反而從原本圖書、印刷品收藏、閱讀空間提供等物理性服務，提升到結合「物理性、虛擬性、文化性」的多元「資訊共享空間」，更有國外許多大學圖書館更把自己定位為培養學生運用物理、數位與社會資源能力的「學習共享空間」，想著怎樣把學生拉進圖書館，學習運用多重資源的素養。 反觀北市府對於北市圖的定位，宛如正在進行商業競爭租書店，標榜藏書質量俱佳、服務加值升級，能讓民眾享有「三大超商就是我的圖書館」的便利。活把北市圖當成像一家擁有亞馬遜大倉儲般規模的網路租書館在宣傳，只想著提高藏書流通率與使用度，不僅立即判了租書店業者的死刑，也可能增加二手書店流通難度。 從百貨公司等零售業者在網路商城、電視購物結合物流貨送到府的夾擊下，實體店鋪集客能力都大幅下降的經驗中，可預知北市府若一心只想提供便民服務，在還沒能提升閱讀習慣前，就給了超便利的送書到你家隔壁的貼心服務，直接給了民眾不進圖書館理由，更可能弱化圖書館在資訊與學習共享空間的功能，也可能造成出版業所擔心的臺灣低價閱讀習慣。 在現今數位世代的生活模式下，提高圖書館書籍出借便利性，或許可以增加國人對於圖書館內的圖書出借率，但在閱讀習慣下降、低薪、高工時的臺灣現實環境中，卻未必保障借書者看完書之後轉而買實體書的意願會增加。沒有經過完整的消費習慣、市場衝擊評估的公共政策，不僅無法達成公共目的，甚至可能淪為與民爭利，壓迫產業存續空間的罪魁禍首。 圖書館真正的價值，不是只是把書本借出去，而是本把想看書、愛看書的人們引進來，成為一個區域居民、一群共同興趣的朋友，想要從書中獲取的知識時，隨時可以去探求的寶庫。圖書館本來就不是商業設施，自然不需要得來速、送貨到府等商業經營的攬客手段。當圖書與民眾之間的鏈結，從那充滿書香的一座座書架的書店、圖書館，轉為放滿零食、生活用品的超商時，會不會讓台灣沒了書香味只剩關東煮味！ 本文作者：葉懿倫( 青平台基金會慕哲社會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

投書別用低附加價值，來「黑」低薪產業 (葉懿倫_青平台)

日前勞工陣線聯盟與青平台合作，一同解密了2015年窮、忙產業，從數據發現臺灣最窮、最忙產業類型集中於服務業。當中時薪最低美髮及美容美體業在包含加班、獎金後，平均工作時薪僅達127元，每月要工作208小時，還沒能拿到3萬元的薪資，名列平均工作時薪低薪排行榜第一名，而最忙保全及私家偵探服務業，則每月工作平均要達226.6小時，才有3.1萬的薪資，名列最高工時與低薪第二名。排名前十名的低薪產業，都是大家隨時接觸到的清潔、運輸、餐廳或是個人服務的第一線勞動者，而這些產業常被認為是低附加價值的服務業，相反地金融服務業、資訊軟體服務大家就會覺得那些薪水較高服務業，是高附加價值。     但根據2014年國民所得統計的資料，美容美髮業所屬的未分類其他服務業附加價值率高達62%，保全及私家偵探所屬其他支援服務業，附加價值率高達72%，但坐擁高薪的銀行業、資訊服務業，所屬的金融及保險業、資訊業的附加價值率則分別為68%、64%，其實低薪、高薪行業兩者間的附加價值率並沒有明顯的差異。那為什大家會覺得麼美容、美髮服務業是低附加價值產業，究竟「附加價值」與「薪資」之間的關聯有怎樣的眉角在裡面。 附加價值(value-added)的概念是將一單位商品或勞務服務所產生的價值，拆解成兩個部分，一個是銷售商品或勞務服務的單位自己提供的，另一部分則是向別人購買進來的，由銷售單位自己提供或創造地「價值」，因為是附加在從別人購買進來的原料上面所創造的價值，所以才稱為附加價值。 對一個企業或產業而言，附加價值是一項產品或勞務所需要各種要素，如技術能力、人力專業、服務品質、設備等級、顧客喜好、安全風險等，共同創造出來價值的總計。但若要在該年度的國民所得的統計上產生附加價值，就必須要有消費者真的掏出錢來、買單，也就是說一個產品或服務的附加價值高低決定在市場真實給付價格。   只享折扣價附加價值自然低 舉個簡單的例子，一家美容院標榜提供高附加價值的護膚服務，但每天都掛著特別體驗價5折，即使該美容院真正提供了合理價值應該達到3,000元的護膚課程，因為真正對消費者收取的費用只有向化妝品公司採購護膚品的成本1,500元，所以該公司一堂體驗護膚課程真正創造的附加價值，在國民所得的統計上就是「0」元。但若消費者體驗過後，決定買了一年6堂的課程，而這時才會真正產生統計上的附加價值9,000元。 也就是說，如果台灣所有的消費者都是體驗完就走了，這間美容院若持續堅持品質則會因支付太多無法回收的沉沒成本(Sunk cost)而虧損倒閉，若不堅持服務品質，結果就是偷工減料用比較低成本、劣質的護膚品、設備，又或是強迫推銷產品轉取利潤，才能夠支付美容師薪水、店租等。在消費者與美容院上下交相賊的情況下，讓原本寄望能夠一堂能創造1,500元附加價值的課程，真正產生附加價值卻只剩下不到500元，而在每次體驗提供服務的美容師只能從不到預估1/3附加價值去分配勞力、技術提供的合理應得薪資，而這也就不難怪那些標榜低體驗價美容沙龍的美容師，花在說服你買產品的時間比提供護膚體驗的時間長。 薪資高低與附加價值多寡無絕對 從美容院的案例，當一個護膚課程的創造附加價值高(低)，美容師「可能」拿到薪水比較高(低)，但當台灣美容、美髮業的朋友平均只能拿趨近於基本工資的時薪，就帶點貶抑的說因為他們都是在從事低附加價產業，這樣說法其實對他們是很不公平的。因為，他們辛勤工作為台灣產生100元產值時所創造的附加價值是60元，比起工作時薪排行榜第一名電信業，所創造出的56元附加價值還要高。 以經濟學的觀點，一產業的附加價值高低取決於產業供需均衡價格以及原物料等中間投入的進貨成本變動，但該產業薪資水準的高低則取決於勞動市場供需均衡價格以及勞動者生產效率，絕非產業是低(高)附加價值所以低薪(高薪)，故「薪資」與「附加價值」在邏輯上不適合相互推論。 當我們評斷一個產業、職業能對臺灣整體創造的附加價值、社會就業環境的貢獻多寡，不應該再帶著有色眼鏡看待低薪、高薪產業，進而左右社會對於人力、資本投入的分配，而是試圖透過市場交易健全化與政策落實，弭平產業之間的薪資落差，才是解決臺灣低薪、過勞問題的正道。   本文作者：葉懿倫( 青平台基金會慕哲社會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

投書沒有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如何創新驅動?

每年10月是諾貝爾獎公布的月份，而2016年第一個公布生理學及醫學獎項，2日公布由日本生物學者大隅良典教授單獨獲獎，成為第4位獲得該獎項的日本學者、第25位榮獲諾貝爾獎的日本人，也是日本繼1949年湯川秀樹(物理學獎，第一位獲獎的日本人)、1987年利根川進(生理學及醫學獎)之後，事隔30年後再次出現的一人單獨獲獎的科學家。 當日本第二次連續三年有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的新聞搶占台灣媒體版面時，台大物理系林敏聰教授恰巧在媒體上提出了”沒有「基礎研究」何來「創新經濟」”的評論，兩則報導或許正說明了台灣產業結構轉型為何永遠轉不過來的關鍵原因。 說到臺灣諾貝爾獎的獲獎，有些年輕朋友或許不知道，唯一一位真正出生於台灣並完成高等教育的諾貝爾獎得主，就是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先生，而他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年份是1986年，距今恰好30年。這段期間內，日本出現了8位物理學、6位化學獎與4位生理學及醫學獎，共18位科學獎的得主，占了歷年日本22位自然科學獎得主的八成以上，即使扣除獲獎當時已經轉為美國籍南部陽一郎、中村修二教授，總獲獎人數仍僅次於美國、英國，高於德國、法國，名符其實的成為了近代基礎科學研究「亞洲第一強國」。 相較之下，臺灣這三十年間不僅未能再出現任何一位諾貝爾獎得主，連號稱最接近諾貝爾獎的原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先生，都在浩頂公司的解盲失敗、內線交易案的爭議中黯然辭職下台。雖然生技產業的炒股事件未必會損及翁啟惠教授在科學研究上的成就，但到目前為止，臺灣科學家們的基礎科學研究成果仍未能有足以讓諾貝爾獎的評審們肯定的表現，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相較於李遠哲、翁啟惠兩位前後任中央研究院長博士學位與其重大研究成果發現多在美國開展，日本的基礎科學成就不只是獲獎人數多、在三大領域均有成果，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獲獎日本出身的科學們只有三位是在海外取得博士學位，絕大部分都是「和製」博士，而其獲獎的研究發現或理論大多是在日本研究機構所完成。 高純度日本製造的基礎科學成果，讓一直把日本視為假想敵、至今仍未出現過任何一位諾貝爾獎科學類得主的韓國，總是在每年十月諾貝爾獎公布後，媒體就開始對韓國的科學發展政策進行批判，但臺灣對諾貝爾獎總是把它當成國際消息快訊，報過就算了，甚至把焦點放在獎金或是八卦消息，似乎很少人在思考過為何臺灣沒有再出現諾貝爾獎得主。 正如台大物理系林敏聰教授所指出的，臺灣的R&D (research & development)只重發展不重研究。當一個國家沒有自己關心且長期持續投入的基礎研究時，就很難產生足以撼動全球產業的激進式創新(radical innovation)，甚至要持續不斷地進行漸進式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都相當困難。當臺灣政府在八零年代把資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視為重點扶植產業、讓產業結構朝特定產業傾斜的那一刻開始，就業機會與職涯發展讓電子機械、資訊通訊科系成為了年輕人的第一志願，物理、化學、生物等基礎科學科系在人力、財力均無法獲得政府與國人的重視，自然也就難以培養出足以飛越技術峽谷的基礎能力，只能等待美日等基礎研究領先國家的技術移轉、在製造代工困境找尋生機。 日本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認清了基礎科學對創新的重要性，由東京、京都大學等國、公立大學研究所以及1917年設立理化學研究所，先持續不斷地傳承累積日本的基礎科學研發經驗與能力，再藉由人才的產業吸收、有效的產學合作制度，釋放大學與研究機構的研發能量，成功搭起了跨越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橋梁，才能讓日本在國際間有著眾多的產業創新成就。 當今政府的許多產經幕僚期盼政策能夠帶領臺灣產業能從「效率驅動」升級為「創新驅動」時，卻很少人提到如何打造「創新驅動」所需的社會發展體系。當日本花了「一世紀的時間」才在需要極長時間檢證的基礎科學上真正與歐美國家平起平坐，總是追求即效性、本益比、性價比的臺灣，長期忽視基礎研究的重要性，要真正達到創新驅動，恐怕得要等到第一位台製諾貝爾獎得主出現的那一刻。 本文作者：葉懿倫 青平台基金會慕哲社會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

投書拿三箭打棒球!總統，你累了嗎?

日前蔡英文總統接見臺灣三級棒球的冠軍隊伍，提出了職棒從4隊增加到6隊、健全職棒的二軍制度，以及強化各級棒球場地設施的「棒球三支箭」政策承諾，讓人不禁為臺灣體育政策的走向擔憂，也為蔡總統近期對於體育競技發展所制訂的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KPI）設定思維嚇出一身冷汗。 多數關心臺灣棒球運動的朋友們都知道，臺灣有兩個最主要的棒球組織，第一個叫做「中華民國棒球協會」主管棒協主管三級棒球、業餘成棒與國家代表隊，另一個叫做「中華職棒大聯盟」是職業棒球隊所組成，但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沒有想像中的融洽。暫且不討論協會間大人們的愛恨情仇，回歸臺灣「棒球運動」發展來思考，這次棒球三支箭的政策宣示，恐怕有幾問題要仔細想想? 第一、民主國家的「職業運動規模」政府是否應該介入? 當總統的口中說出一個臺灣職業棒球隊應該能「增加6隊規模」時，讓人聯想到了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他們國家奧運代表隊出發時，嫌代表隊設定的3面金牌太少至少要5面的事情，不由得想說臺灣現在連職業運動(Professional Sport)的發展，都回到過去管制時期、計畫經濟時代，由政府來決定玩家與規模嗎? 全世界民主國家對團隊競技型的職業運動的經營運作、資金來源，大多由職業聯盟所主導，幾乎沒有政府會主動介入干預，但像臺灣政府這樣由政府主動提出職業運動的發展規模的政策討論，也不是完全沒有案例，恰巧就發生在與臺灣棒球運動發展因緣極深的日本。 最近積極投入財政政策、刺激國內經濟的日本，也曾為了創造地方經濟新動力，把腦筋動到了「職業運動」上。在2014年執政黨自民黨黨內在進行政策提案，就曾提出過「職業棒球16球團化」的構想，想在靜岡縣、北信越、四國、沖繩等沒有球團的地區增設職棒隊來活絡地方經濟，但該構想一提出，就在12個球團檯面下的運作與反對聲浪中，案子還沒有出自民黨就被擱置了。今(2016)年年初四國地區的德島眾議院議員雖不死心地趁著預算委員會質詢機會重提此案，但當時的地方創生大臣石破茂就回答「不應該由政府主導，要由民間主導。既使政府說出口也未必能夠達成。」。所以這個政策提案就在行政回應軟釘子，以及「讀賣巨人」、「中日龍」兩家職棒隊老闆報社為首的眾多主流媒體直接無視或批判中無疾而終。 連政府主導、社會控制力很強的日本都不敢踩的「職棒球團數」的大禁忌，由被尊崇為「華人唯一民主國家領導人」、在英美自由市場理念歸國學者口中說出職棒隊伍的具體目標，頓時有身處地球另一端棒球王國古巴的感覺。 第二、政府「健全職棒二軍制度」的目的究竟是為了誰? 當蔡總統在三級棒球的選手面前，提到職棒隊增加、健全職棒二軍等政策承諾或許是出於好意，是想讓臺灣棒球界小將們知道，政府正在努力打造更多機會與空間讓「打棒球」可以成為他們未來職業，但為什麼消息一出輿論一片噓聲。理由很簡單，因為真正喜歡棒球運動、關心臺灣棒球未來發展的人都知道「職棒」是雖是體育賽事但也是商業、娛樂活動，因此「球團」本身就是「企業」，原本是職棒聯盟自己應該好好經營的二軍制度，但當資方不願補強球隊戰力、不願意多投入球員培育，不能提供選手們能有更多休息與輪替，無法刺激球賽可以更加精采，卻利用就業機會、勞權保障等政府責任的概念，順勢將資方企業本來就應該做的工作轉嫁到政府上，要所有納稅人負擔，這樣舊思維產業扶植政策，對這些與美國大聯盟、日本職棒資訊同步、以對等高標準在思考臺灣棒球環境的球迷們的眼中，根本就是開倒車的作法。更何況若此例一開，以後其他職業運動要不要比照辦理，所有臺灣產業的人才儲備制度政府要不要有同樣介入。 雖然國家文化、體育發展有其特殊性、公益性，但「職業運動」的生成、發展與結構，本來就具備高度「市場性」，聯盟與球團本身的企業經營理念能否獲得球員、選手的認同與支持，才是成功的關鍵。但球團經營者長期表現不具備永續發展的企業家精神，眾多作為不被球迷、選手所信任，當政府貿然將「健全二軍制度」作為棒球運動產業發展的政策手段之一，自然就被解讀成政策搭橋讓企業內部成本外部化、全民負擔化的另類官商勾結。 正所謂強摘的瓜不甜，既使政府提出健全二軍制度真正的目的出自於「就業機會創造」、「職業勞權保障」等公益理由，在缺乏勞方、資方甚至買方的多方溝通與共識建立貿然提出政策，恐怕如同「一例一休」爭議般惹得沒有一方開心。 第三、活絡棒球發展總是「棒球場地設施整備」優先嗎? 「從硬體做起，讓球員有更好、更安全的場地打球。」恐怕是這次提出三個政策手段中最不受爭議的。的確，沒有好的球場，球員就不能盡情的在球場發揮，球賽的精采度、球員的生命安以及全運動生涯，也可能會因為球場缺陷而毀掉，而且球場設備不夠好會降低球迷進場看球的意願，所以好的球場的確是棒球發展重調的硬體條件，但就算臺灣政府花錢打造再多更好、更安全的球場，臺灣小中高學生的學校生活仍然以基測、學測、指考競爭中渡過，在計較量尺、分數的日子中生活，考試不考、不能加分的體育競賽，如何吸引大多數的學生參與恐怕遠比打造「硬體」困難的多。 想要擴大國家運動風氣，不只是競技選手的培養，觀眾的參與、聲援也是非常重樣的，如果多數民眾沒辦法擺脫過勞、實質薪資衰退的困定，爭取周休二仍然要面對這麼大的資方抵制，政府花再多錢蓋出多先進的球場，若場邊沒有觀眾，則這些政策將會淪為政府「為政績而政策」的自我滿足。 在競技運動的「軟體」下功夫是需要長時間的累績，更需要社會環境的經濟提升、生活需求種新的轉換，下預算修球場是最簡單不過的政策，各縣市體育單位就能提出政策，但要讓想打棒球的民眾有足夠的空間與時間參與，把打造好球場、到球場加油內化成理所當然，不要再讓臺灣面對「巨蛋」是拆蛋還是拆商場的抉擇，不要再讓進球場看球加油的球迷不用為聲量、時間、票價等限制煩惱，恐怕才是「總統」層級應該要有完全打擊的表現。   本文作者：葉懿倫  慕哲社會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 系列文章：奧運獎牌，政府砸錢就打的出來嗎?

投書別搞錯了! Pokemon GO 就是文化

美日合作的Pokémon GO 近期風潮襲捲全球，台北市電腦公會理事長童子賢順應時事，在行政院科技會報中舉為案例，為文化、內政、國防與教育等「科技應用」單位請命爭取預算。身為台灣現在科技界牛耳的風雲人物，為科技預算弱勢的部會以及較不受重視的科技應用產業發聲，可為美談一件，但其在會議中提出的觀察，雖點出了現階段科技發展與產業結構轉型的限制，但卻反凸顯台灣「製造業」、「科技界」不自覺的傲慢，也反映出台灣文化發展、創意產業為何長期處於弱勢主因。 資料來源：網路新聞   擺脫不了的科技中心思維 當童先生用注入「文化元素」的科技應用描述Pokémon GO時，可知在他內心裡，「衛星定位系統(GPS)」、「擴張實境(AR)」等科技應用才是這款遊戲的主題，Pokémon是被選入放進科技應用的文化元素。但如果去全球各地問那些沉迷於遊戲的小智與他的夥伴們，為何下載Pokémon GO，他絕對不會回答我要感受「擴張實境」，而是「抓皮卡丘」。 Pokémon GO對於任天堂20年前就開始培養橫跨父子兩代、遍及全球的上億Pokémon玩家而言，是頭一次只要透過智慧手機下載、操作就能玩的Pokémon系列遊戲，是一個應用AR、GPS等技術，讓原本屬於虛擬世界的冒險地圖，拉到半現實世界、更貼近生活的一款Pokémon系列遊戲。對於多數玩家而言，Pokémon GO是系列遊戲的「進化」一樣，只是改變了原來只能在專屬機台玩的遊戲屬性，但他還是心目中最愛的神奇寶貝。 或許是因為專業在於硬體組裝而不再於科技應用技術與軟體開發，才會不知道任天堂是日本AR專利技術排名前三名，而他們全世界銷售速度最快的掌上型遊戲機3DS，早在2011年發售時就內建有AR功能。不論是任天堂的AR或是SONY的虛擬實境(VR)技術，都是為了讓所有玩家覺得遊戲更好玩而投入的科技研發或是因而發想出來的科技應用。會用注入「文化元素」的科技應用來形容，恐怕是搞錯了「本體」。   圖片來源：Pokémon Go: Complete Pokédex Silhouette Reference Chart    改變不了的工業製造觀念 當童先生說要政府擴大文化部會科技應用預算，來強化內容、遊戲產業，讓台灣至少做到「進口替代」時，卻讓人不免聯想，是要複製六、七十年前發展工業化經濟發展成功經驗到文化創意產業上。台灣過去科技業、製造業依賴政府預算資源、獎勵補助的成功發展經驗，讓台灣許多產業都以為這一套行得通，因此加碼要科技預算、國發基金就成為最快的解決辦法。 台灣在八、九零年代影視、內容產業也曾經瘋迷亞洲，但現今面臨發展困境的因素眾多，如教育僵化、文化隔閡、社會衝突、政府失職、產業惰性與勞動低薪等。台灣整體文化關聯產業的「系統性失靈」，絕對不是採用製造業設備投資、研發升級產業決策，靠著先進設備購入、新穎技術的應用、精密產品的開發，就可以搶回市場的。這一點，這些年文化部科技創新獎補助案，獲得噓聲遠比掌聲多，正說明了內容產業發展不單純是科技應用問題。 當台灣連「文化」與「科技」，誰是主體都搞不清楚時，文化內容產業能有未來嗎?   本文作者：葉懿倫 青平台基金會慕哲社會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

投書政策「再」想想—奧運獎牌，政府砸錢就打的出來嗎?

全球注目的四年一度奧運會，即將在巴西里約展開，日前總統蔡英文女士親自為代表團授旗並致贈慰問金，在致詞時除了勉勵國手之外，更做出了2017年運動經費增加10%、8年後倍增，選手、教練出國比賽以商務艙為原則，運動職業化、擴大企業投資，來擴大台灣運動產業的發展。對於退役選手照顧，則希望藉由增加300個專任教練職缺，來保障選手未來出路，並傳承技術、培養運動選手。這些具體的政策承諾對於準備為國爭光選手們，打了一劑強心針。 從蔡總統致詞可知，新政府將以提高經費預算作為改善台灣體育發展環境的首要策略，但若要把「經費倍增」視為體育政策的評量指標，恐怕需要「再」想想。  國家體育建設經費究竟是不夠花，還是花錯地方? 根據2016年台灣的國家體育建設經費(不含學校體育教育)經常門、資本門合計為54.1億元，占總預算不到0.3%，看似極低的預算額度，若與其他國家相較，台灣中央政府所投入預算額規模，高於亞洲鄰近的日、韓，也高於許多歐洲國家。但為何台灣參與運動競技或職業賽事時，仍會時常感到「經費不足」，其背後的關鍵原因，就在於中央體育建設經費接近八成用於補助硬體，獎補助費預算僅約兩成，含業務費的情況下，僅編列10.8億元。 以鄰近的日韓為例，日本文部科學省體育廳的預算分配，運動競技經費約占七成，學校體育約占兩成，全民運動推動則占一成。預算當中，屬於體育設施整備的硬體預算比例不到25%，而運動競技經費硬體比例不到一成，有超過九成經費都用於社會運動風氣、運動選手培訓、國內外競賽支援等體育賽事軟體環境的優化。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體育局的每年一般會計預算，運動競技預算2/3，而當中的2/3則用國家代表隊培訓上。 當政府把國家公共發展建設「重硬、輕軟」的思維套在「體育」的公共投資上，自然而然，這些在國際競技舞台為國爭光、突破自我體能極限的運動員，就淪為了配角。  政府預算編不夠多，台灣選手進軍奧運難? 雖然日本中央政府的體育經費多投入於體育人才培育以及活動補助等軟體上，但換算預算經費也僅約50~60億台幣，以台日人口比例、人均所得等相對規模，台灣中央政府體育預算不輸給日本，總預算更超過韓國，但為何台灣奧運獎牌數卻相對少的可憐，曾經奪牌的項目也只有6項，遠低於韓國的19項、日本的23項。從與日韓數據的比較結果，讓人不禁想問，台灣在國際體育競技質與量的落後，真的是中央政府的經費缺乏所造成的嗎?為什麼鄰近的日韓的體育主管機關，不需要花比台灣多錢，卻能夠培育出更多一流的國際競技選手? 當蔡英文總統在奧運代表前承諾預算倍增時，行政單位與幕僚是否真切的理解、反思過，並找出臺灣過去數十年體育發展機制的「系統性失靈」的原因，才跟總統提出了這樣體育發展對策。 系統性失靈無法解決，給再多營養劑也無用 台灣是一個高度追求性價比(CP值)的國家，老百姓都希望政府能把錢花在刀口上。雖然每年不到10億元的擴張性財政支出費，不會使台灣財政窘困情況大幅度的惡化，但憑藉著不到10億元運動預算經費，想要把台灣體育運動的內需「產業」的餅做大，若在沒有配合體育經費財源與支出的調整，恐怕有八成先進了營建與相關製造產業的口袋，對體育發展、選手培育與產業扶植的幫助，恐怕相當有限。所以，比起預算擴張承諾，或許最先應該要做的工作，正視、思考政府體育預算財源與支出部門的「分配問題」。 在台灣體育競技、運動事業得以永續發展的期望，新上任的政府對於體育發展環境表達重視，並給予為國爭光的選手們積極回應，自然是美事一件，而有錢好辦事、獎金最激勵的道理，大家也都清楚。但人民對「睿智」新政府的期許，絕非用錢就能解決的，要讓人民有感的體育政策，政府在制訂體育政策KPI時，或許需要深一層的「再」想想? 本文作者：葉懿倫  慕哲社會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

投書向加拿大取經：從多倫多社區住宅參與式預算反思「城市權」的實踐（下）

接續：向加拿大取經：從多倫多社區住宅參與式預算反思「城市權」的實踐（上）http://newtalk.tw/member/preview/38283 相對於許多由政治人物帶頭推動的參與式預算，多倫多社區住宅的案例則是結合住戶對於預算分配參與的要求以及TCH行政人員的倡議。1990年代，政府對於社會住宅的預算縮減，因此當資源越來越少，生活環境愈來愈糟，居民在莫可奈何之下只能求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口上，因此愈來愈在意公宅主管機關是如何編列預算，希望能夠實質參與決策過程。在2001年，時任TCH的執行長動身南下參加打著「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熱血口號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由於是辦在參與式預算的誕生地─巴西愉港市，參與式預算當然在論壇中被廣泛討論，這個想法也被執行長帶回加拿大。對於TCH來說，結合公民審議的一種預算編列制度正好能夠滿足住戶想要參與的需求，也能夠讓行政人員更了解不同背景的住戶在社區生活上所面臨到的問題；再者，TCH也希望透過公共討論作為培力弱勢者為自己發聲的手段，並且透過參與式預算凝聚社區意識、培養社區領袖；同時，公眾參與部份預算的決策過程也能夠強化公共決策的正當性；所以在世界社會論壇結束幾個月之後，他們便著手導入北美洲第一次大型的參與式預算實驗。 圖三 多倫多社區住宅參與式預算工作坊的傳單（取自TCH的網站） 然而，長期涉入與觀察多倫多社會住宅案例的「參與式預算計劃」（The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roject，PBP）執行長勒能（Josh Lerner）在其2006年的文章指出，公民參與的實際狀況並不總是平等且具有代表性的，雖然主持人（facilitator）利用審議的精神及技術想要降低公共討論的門檻，但是他還是觀察到許多弱勢民眾仍然因為語言使用上的限制而難以更深入地、更平等地參與。這樣的限制並不是說審議的技術不重要，而是彰顯了社會、經濟、文化資本上的不平等是遠大於審議民主式的討論所能即時弭平的差異，因而有賴更長期、更全面性的培力。 湯瑪士小姐（Bernadette Thomas）受邀到今年的北美參與式預算年會，從住戶的觀點分享她作為社區領袖長期參加參與式預算的心得。她說，她總是問自己這個問題：「如果你住一個生活環境相當糟糕的社區，你會想邀請你朋友來家裡坐坐嗎？」這個問題不只激勵她投入參與式預算，也進一步擔任住戶與TCH工作人員之間的橋樑，同時，這個問題也是她邀請鄰居來共襄盛舉的起手式。社會住宅或許永遠無法像豪宅一樣金碧輝煌，但是社區門面的乾淨整潔、基礎設施的健全、公共區域的安全應該是生活合理的需求，TCH作為房東，尤其面對這些弱勢民眾，更應該要保障他們不會成為次等市民，而這也帶出倡議「城市權」的重要性。 「城市權」與公民參與 什麼是「城市權」？根據地理學者徐進鈺（2011）的描述，「一是居住與使用都市的權利，享受都市的服務與利益，並且改造都市使其合用；二是參與都市的權利，可以參與管理都市與社區，要求決策的透明化。」此一概念出自法國都市研究者列斐伏爾（Henry Lefebvre）於1968年出版的《城市權》同名書（Le Droit à la ville）。美國著名社會科學家哈維（David Harvey）主張，「城市權」的重點在於它是遠遠超過我們獲取城市資源的個人權利，是所有居住在城市的人們運用集體力量一同改變、重塑或創造城市生活的集體權利，是我們先前所忽略的一種人權、一種共享的自由。「城市權」不只在2002年的世界社會論壇上廣受討論，也蔚為一股運動，目前聯合國人居署（UN-Habitat）與教科文組織（UNESCO）也結合國際社會正在進一步將之法條化。 圖四 列斐伏爾（取自《蘋果日報》【地理眼】地理上的今天－列斐伏爾誕辰http://goo.gl/YLvaSV） 說到底，城市的成形基本上就是一個集體勞動的成果。徐進鈺教授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指出：「歷來所有的城市，是把其他地方或其他階層所生產出來的剩餘，轉移到一個地方，被這個地方所使用，甚至占用」，因此都市居民積極參與都市發展的審議、決定公共支出的優先順序是本身就具有正當性；而「在市民受到文化、政治與經濟、資本體系下所導致的壓迫與歧視不正義的對待」的時候，黃子倫老師（2016）提醒我們，倡議城市權的重要性正是「使得市民〔以他們所擁有的〕城市權利去奪回屬於他們的正義城市（justice city）」，從而使每一位市民都能夠擁有正義公平且充分發展的機會。回到加拿大的案例，湯瑪士小姐以及其他許許多多居住在多倫多社會住宅的住戶對於公宅社區環境完善化的需求是必須被重視的，而參與式預算機制只是實踐城市權的第一步。 對臺灣參與式預算的期許 從柯文哲市長在2014年市長選舉期間首次提及「參與式預算」的政策開始，兩年之間，參與式預算已經獲得不少政治人物與公部門的支持，並且也已經或預計在臺灣各地開展，著實是開放政府以及深化臺灣民主的契機，值得期待。然而目前臺灣的參與式預算大多還在實驗階段，執行團隊也正努力地找到實作的最佳方程式，在此狀態下若希望參與式預算能在全臺各地遍地開花，政策前置期的完整規劃與研究反而是更為重要的！假設在倉促之中因為人才培育的不足、制度設計的缺失而使得參與式預算無法真正落實培力弱勢民眾的宗旨，那麼臺灣的案例頂多就是再度印證參與式預算的模糊性，更遑論「城市權」的落實與否。 北美參與式預算年會席間，湯瑪士小姐與我分享她多年作為住戶領袖帶領大家投入參與式預算的感想，她說：「永遠要認知到每個人的機會成本！」生活不是這麼簡單，每個人的生活當中都有他們所必須處理的問題，因此投入公眾事務與社區居民共同擘劃城市發展願景固然是「城市權」的行使，但是對於弱勢民眾而言，他們來參加公眾事務所耗費的機會成本是比一般人更大的，因此當他們願意現身，政府以及執行團隊應該心存感謝，努力透過參與式預算的制度實踐，傾聽弱勢民眾的聲音，藉由公民參與的過程，實質地翻轉弱勢，集體擘劃符合社會公義的城市發展願景！  參考資料 Harvey, David. 2008. “The Right to the City.” New Left Review (53):23–40. Lerner, Josh. 2006. “Let The People Decide: Transformative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rough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Canada.” Shelterforce, July 22. Retrieved June 17, 2016 (http://nhi.org/online/issues/146/canadianbudgeting.html). Lerner, Josh. 2014. “Toronto Community Housing: Fame Design in Less Fertile Soils.” Pp. 149–71 in Making Democracy Fun: How Game Design Can Empower Citizens and Transform Poli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Toronto Community Housing. n.d. “About Us.” Toronto Community Housing. Retrieved June 17, 2016 (https://www.torontohousing.ca/About). Toronto Community Housing. n.d.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Toronto Community Housing. Retrieved June 17, 2016 (https://www.torontohousing.ca/pb). 徐進鈺，2011，〈市民城市權論述的建構：找回城市的使用價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1:469-476。 黃子倫，2016，〈城市權爭取—臺中市市民組織在地行動〉。《城市學學刊》，7(1): 33-65。 蘇彩足、孫煒、蔡馨芳、陳思穎、廖唯傑，2015，《政府實施參與式預算之可行性評估》，國家發展委員會。（http://www.tpgrc.org.tw/img/upload/20150914001.pdf） 本文作者：許晏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青平台特約撰稿人） 系列文章： 第四屆北美參與式預算國際年會紀實 http://newtalk.tw/opinion/view/37163 參與式預算的全球之旅：反思深化民主、實踐社會正義如何可能（上）http://newtalk.tw/opinion/view/37429 參與式預算的全球之旅：反思深化民主、實踐社會正義如何可能（下）http://newtalk.tw/opinion/view/37475 民主想像不設限：參與式預算和它的堂兄弟姊妹（上）http://newtalk.tw/opinion/view/37989 民主想像不設限：參與式預算和它的堂兄弟姊妹（下）http://newtalk.tw/opinion/view/38157

投書向加拿大取經：從多倫多社區住宅參與式預算反思「城市權」的實踐（上）

作為系列分享的最後一篇，本文延續先前的基調，以解放參與式民主的想像為目標，再介紹另一個參與式預算的案例。參與式預算的實施場域其實很廣，譬如說葡萄牙的馬德拉群島（Madeira）是屬於國家自治區層級；巴西的愉港市、美國加州瓦列霍市（Vallejo）、法國的巴黎市、韓國的首爾市、我國的臺北市是屬於全市層級；美國的芝加哥市、紐約市、我國的新北市、臺中市是屬於選區（行政區）層級；另外，波士頓則推動全市層級的青年參與式預算；溫哥華某些小學、紐約市立大學則推動校園參與式預算；而本文的主角加拿大多倫多社區住宅又展現另一種可能性，它是以公宅社區為單位推動參與式預算。接下來，筆者將介紹它的作法、由來、參與成效，並且說明參與式預算如何作為「城市權」（the Right to the City）的社會實踐，最後以對臺灣發展參與式預算的期許作結。 圖一  參與式預算的不同可能性（取自PBP的投影片） 多倫多社區住宅的參與式預算 多倫多社區住宅（Toronto Community Housing，TCH）是繼紐約市房屋局（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NYCHA）之後北美洲第二大的社會住宅主管機關，轄下掌管2,100棟社區住宅大樓、5000萬平方英尺的住宅空間，總計9億元的公共資產，提供11萬居民住宿。攤開居住人口的組成結構，63%是受扶養人口（包括38%的幼年人口以及25%的高齡人口），28%是單親家庭，23%的住戶表示有心理健康問題，6萬名屬於中低收入戶，還有許多移民人口，他們不僅在經濟上較為弱勢，也是在傳統代議政治中未被充分代表的（underrepresented）群體，因此多倫多社區住宅參與式預算案例的重要性除了在於它是第一個北美洲大型的參與式預算實踐外，也間接影響了紐約參與式預算的成形[1]，更重要的是，在社會住宅這個場域以弱勢但多元的群眾為主體推動參與式預算，彰顯了參與式預算如何能夠成為「為弱勢者發聲」的利器，以及「城市權」是所有城市居民都應該享有的權利。         自2001年開始，多倫多社區住宅的參與式預算已經有15年的歷史[2]，每年都有數百萬加幣的經費投入在參與式預算，2015年度近190個提案有800萬的經費挹注，而2016年度則有500萬的經費讓住戶一同審議，決定預算應該怎樣分配；與許多參與式預算模式相同，它們的預算來源為資本資金（capital funds），因此只適用實體建設提案的施作，並且以硬體的維護與提升為主。根據官方網站上最新的資料，目前TCH的參與式預算分為三階段運作：提案發想→大樓會議→預算分配會議；在流程開始之前的計畫階段，房客代表與住戶領袖[3]會組成數個參與式預算監督委員會（PB monitoring committee），與TCH的專責人員共同檢視參與式預算的流程，確保流程的公開與透明，以及住戶與工作人員之間溝通的順暢，接著才開始三階段： 提案發想（brainstorming）：主要由參與式預算監督委員會檢視社區需求，發想初步提案，而所有的工作坊都歡迎有空、有興趣的住戶共同參與。 大樓會議（building meetings）：各大樓住戶針對上階段所提出的初步構想進行審議與協商，篩選出社區居民認為更為迫切的提案送交預算分配會議；在此同時，大樓住戶也選出正副代表參與預算分配會議、進行投票。 預算分配會議（allocation meetings）：各社區（各大樓）代表在預算分配會議上投票決定哪些預算提案能夠獲得資金的挹注，這些會議同樣也歡迎所有住戶參加，惟大樓代表有資格投票。 最後根據投票結果決定中選的方案，並且由TCH執行，參與式預算監督委員會持續監督執行進度，如此完成一輪的參與式預算流程。 圖二  多倫多社區住宅參與式預算流程（取自TCH的網站；pdf原檔連結：https://goo.gl/WWmG6i） [1] 紐約市參與式預算的重要推手「社區之聲」（Community Voices Heard）正是在2009年實地考察多倫多社區住宅的參與式預算之後，而成為參與式預算堅實的倡議者，與「參與式預算計劃」（The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roject，PBP）聯手於2011年成功推動了紐約的參與式預算，至今持續扮演重要的角色。 [2] 2015年起，多倫多市也在三個選區／行政區（Ward 33, 35 & 12）推動參與式預算，與多倫多社區住宅參與式預算是兩個不同的計劃。 [3] 房客代表（tenant representative）與住戶領袖（resident leader）都是社會住宅的居民，差別在於房客代表是地方住戶議會（local tenant council）的法定代理人，而住戶領袖則不屬於正式組織的編制內，但是仍是社區住戶重要的意見領袖。 本文作者：許晏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青平台特約撰稿人） 系列文章： 第四屆北美參與式預算國際年會紀實 http://newtalk.tw/opinion/view/37163 參與式預算的全球之旅：反思深化民主、實踐社會正義如何可能（上）http://newtalk.tw/opinion/view/37429 參與式預算的全球之旅：反思深化民主、實踐社會正義如何可能（下）http://newtalk.tw/opinion/view/37475 民主想像不設限：參與式預算和它的堂兄弟姊妹（上）http://newtalk.tw/opinion/view/37989 民主想像不設限：參與式預算和它的堂兄弟姊妹（下）http://newtalk.tw/opinion/view/38157

投書民主想像不設限：參與式預算和它的堂兄弟姊妹（下）

接續：民主想像不設限：參與式預算和它的堂兄弟姊妹（上）http://newtalk.tw/opinion/view/37989 從實際回到理念 　　從理念到實際，我們藉由美國與臺灣不同的案例帶出參與式預算在長期發展與短期擴張所會碰到的共同難題。為了要將參與式預算實踐於現實社會，很多時候制度設計者必須屈就於法令規範、政府運作模式等，一時的權宜因而成為民主的限制，然而，面對制度的定型與僵化，我們要秉持開放的心態，透過不斷地修正賦予制度彈性，找到適合地方的最佳實踐，因此就讓我們從實際再回到理念，釐清能夠改變社會的（transformative）參與式預算的樣貌。 　　根據美國政治學者溫普勒（Brian Wampler）的歸納，參與式預算理想的制度設計應該包含以下四大原則： 發聲原則（Voice）：參與式預算的宗旨是為弱者發聲，希望藉由制度設計讓在傳統政治制度之下弱勢、被邊緣化的聲音能夠有機會透過審議過程的積極聆聽而有被同等重視的機會，進而激發更有活力的公民參與。 投票原則（Vote）：結合發聲原則，透過比傳統代議政治更寬鬆的投票規定來涵納更多人的聲音。再者，投票也是直接民主的展現，因此也希望藉此達成增加公民權力（authority）的關鍵影響。 監督原則（Oversight）：相對於傳統的預算流程，參與式預算將公民帶入預算審議的流程中，使得政府必須更加開放、揭示更多資訊供大眾檢視與監督。 社會正義原則（Social Justice）：公共資源的分配應該以社會正義原則為依歸。從著名的巴西愉港案例來看，經過審議的過程，公民們的確了解也願意把稅收花在最需要的地方，使公共資源有機會重分配，更符合社會正義。 　　這四大原則具體化了「老百姓有權決定公共預算該如何分配與執行」的基本理念，捕捉了能夠改變社會的參與式預算神韻，也就是我們在上一篇所介紹的溝通與培力結合的參與式預算。從這幾個原則出發，讓我們接著想想如何讓「參與」突破「預算使用」的框架，或提前至「預算編列」層面，以尋求翻轉既有結構的可能。 參與式預算的堂兄弟姊妹 　　在北美參與式預算年會上，有一個場次主題訂為「參與式預算和它的堂兄弟姊妹」（PB and Its Cousins），十分有趣，本文希望藉著介紹這些其他可能性，與讀者一同解放民主想像，開始思考臺灣參與式預算究竟應該如何發展。因此，就讓我們來認識兩位參與式預算的堂兄弟姊妹：「優先順序制預算」（Priority Based Budgeting，PBB）與「人權制預算」（Human Rights Budgeting，HRB）。 　　優先順序制預算的提出者為強森（Jon Johnson）及法比恩（Chris Fabian），兩者是財務金融背景出身，並且有豐富的公私部門財務及預算管理經驗。他們所提出的優先順序制預算是從政府的角度出發，主張透過將政府部門以及公民社會對於公共支出順位的排序進行總體權衡所得出來的結果是最能夠達到財政健康與幸福（fiscal health and wellness）的目標。具體作法如下：首先，由議會先制訂預算支出的目標（圖一上半部黃色區塊與中間的七個圈圈，包含高績效的政府、安全的社區、文化及育樂相關機會等等），確定這些目標後，邀請公民對於這些目標排定優先順序，賦予不同的積分（圖一左半部綠色區塊），政府部門同時也以相同的方式對於這些目標排定優先順序，賦予積分（圖一右半部藍色區塊），最後總結積分綜合出一份結合政府部門與公民社會一起努力的排序，以此作為預算編列時的依據。（有興趣者，請進一步參考http://www.pbbcenter.org/） 圖一  優先順序制預算（取自Center for Priority Based Budgeting） 　　人權制預算的提出者是美國的非營利組織「國家經濟與社會權利倡議」（National Economic & Social Rights Initiative，簡稱NESRI），該團體長期倡議公共政策必須要滿足基本人權，尤其是最基礎的生活需求，如由乾淨的空氣、潔淨的水、健康與充足的食物、住宿、教育、健康照護、有尊嚴的工作等所衍伸出的經濟權與社會權，如此才能讓每一個人都自由而有尊嚴地活在社會上。對於NESRI而言，他們認同參與式預算的精神，也樂觀看待參與式預算這股風潮，只是在現行參與式預算的制度下（他們主要觀察芝加哥和紐約的模式），所有的公民提案都在瓜分那一小部分的市政預算，如此造成的結果是—公民之間可能會產生競爭關係，但重要的公共需求依舊無法被滿足、問題依舊懸而未決。換句話說，NESRI對於參與式預算最大的批評就在於參與式預算是「先決定預算金額，再決定多少提案可以獲得補助」，也就是多少人或誰的公共需求能夠獲得滿足，有鑑於此，人權制預算主張「從人權角度所定義的需求都應該被滿足」，把人的順位放在錢的順位之前，在作法上，只要是透過公民審議的機制所確立符合人權的基本需求，政府都應該編列預算支出，相對應地，政府也應該要基於相同的人權標準訂定稅收，如此才能達到收支平衡。（有興趣者，請進一步參考：http://www.nesri.org/programs/what-is-human-rights-budgeting） 圖二  人權制預算（取自NESRI） 　　讓我們再提一次參與式預算的立意—「老百姓有權決定公共預算該如何分配與執行」，從這個理念出發，優先順序制預算以及人權制預算在制度設計上同樣把公民參與加入決定公共預算的制度中，因此也可以被視為廣義參與式預算的實踐。眼尖的讀者會發現，從公民涉入的角度來看，民眾參與在優先順序制預算之中僅屬於諮詢性質，並不像在紐約模式、北投模式以及人權制預算一般具有決策權，然而不論是優先順序制還是人權制，兩者與紐約及北投等地的參與式預算相較，重大的突破就是「將公民參與的順序提前至預算編列之前」，優先順序制使得政府在預算編列時能夠在顧及民眾需求之下展現專業施政，人權制使得每一個人的需求都能夠根本地被照顧到，更是社會正義原則的一種展現。 　　雖然說臺灣各地參與式預算受到北投模式的影響很深，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各地經驗的繽紛與無限可能。相對於北投社大、新北市以及文化部的計劃，臺中市中區的參與式預算一開始並未限定提案額度，所以發展上，民眾的提案應該有更大的自由度來回應地方需求，可是實際上，民眾在提案過程中，卻因為沒有提案上限之參考值，難以想像提案規模，故執行團隊先以100萬元為度，邀請民眾提案由市府執行。至於臺北市，雖然去年開始大量培訓審議志工，但目前仍然在說明會與提案階段，還沒有完整的參與式預算案例，所以今年算是首度執行參與式預算。北市府今（2016）年度規劃之參與式預算是以既有的經費盤點後，區分不同執行面向總計5億元，每案限定提案面向、未限定提案金額，開放一小部份其他面向，所有提案需經市政府規劃之SOP審議程序後執行，程度上也隱含著優先順序制預算的精神，值得後續關注。趁著本年度臺灣參與式預算星火燎原之際，我們介紹這兩位參與式預算的堂兄弟姊妹，希望與公民社會豐富我們對於大眾涉入公共事務的想像，一同加入參與式預算的嘉年華，讓培力的參與式治理（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在臺灣成為可能！ 本文作者：許晏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青平台特約撰稿人）、張婉慈（青平台基金會審議民主中心主任） 系列文章： 第四屆北美參與式預算國際年會紀實 http://newtalk.tw/opinion/view/37163 參與式預算的全球之旅：反思深化民主、實踐社會正義如何可能（上）http://newtalk.tw/opinion/view/37429 參與式預算的全球之旅：反思深化民主、實踐社會正義如何可能（下）http://newtalk.tw/opinion/view/37475

投書民主想像不設限：參與式預算和它的堂兄弟姊妹（上）

在前篇〈參與式預算的全球之旅〉一文，我們討論了參與式預算的模糊性。雖然參與式預算的立意—「老百姓有權決定公共預算該如何分配與執行」單一而明確，但因為制度設計不同，各地的參與式預算實際推動後成效並不一致，有些參與式預算制度如同巴西愉港一般，能夠促進社會正義的落實，而有些參與式預算卻只是虛晃一招，作為政治人物標榜擁護進步價值的手段。從理念到實際，讓我們更細緻地討論參與式預算的發展。 被定型的參與式預算 　　以學界對於模糊性的批評作為基礎來進一步審視參與式預算的實作，我們會發現參與式預算制度化後，反而可能侷限參與式民主的可能性。以紐約市為例，由於參與式預算的經費來源來自於議員工程補助款（discretionary funds）中的資本基金（capital funds），每件提案必須符合以下三項要求： 提案金額必須介於35萬到100萬美元之間。 公共設施本身必須至少能被使用五年以上。 提案內容必須是公共設施的建設、重建、採購、安裝或硬體升級。 　　因此在每一次的住民大會上，參與式預算的負責專員總是不厭其煩地帶領公民回顧這三項要求，幫助公民辨別他們的提案是否符合參與式預算資金挹注的範疇。五年下來，甚至連推動紐約參與式預算的公民團體「參與式預算計畫」（The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roject，PBP）執行長的四歲小孩都能夠輕易地告訴他爸爸哪些提案是資本基金可以補助的，也就是適用於參與式預算的，而哪些提案則反之。當連小朋友都已經能夠清楚理解參與式預算的門檻時，我們看好紐約參與式預算的發展前景，然而另一方面，潛在的侷限也就此產生─參與式預算的執行模式已經被「定型」了，所以似乎不符合現行制度的參與式預算就不像是我們所認知的參與式預算，對民眾如此，對公部門如此，對政治人物也是如此，因此反而限制了參與式預算的其他可能性。所以紐約的參與式預算雖然從2011-2012年度的4區擴大到2015-2016年度的28區，使更多紐約客能夠參與其中，然而它的參與式預算並沒能如同2013年PBP等推動團體對其發展的建言，從市議員層級拉抬到全市層級，由市政府直接撥款執行參與式預算，也不見一些適合在其業務推動參與式預算的市府各局處進一步行動，這是紐約參與式預算在發展上所不能迴避的課題之一。 　　如果說紐約的案例所代表的是參與式預算在「單點長期發展」所會面臨的困境，那麼雙北的案例所體現的則是參與式預算在「多點短期擴張」會遇到的問題。自2014年底北投社區大學民間自籌我國第一場參與式預算以來，其後所辦理的幾個參與式預算案例雖然因為各自的條件不同，而有不太一樣的設計跟調整，但大體上仍依循北投的模式，亦即「框定定額預算／每案限定金額→討論提案→展示提案成果→公民投票→民眾執行」。具體來說，北投社區大學自辦的參與式預算以每案10萬元為限，由於是民間自辦，故中選之方案由民眾自行執行；文化部的社區計畫也採取類似的模式，每案10萬元，中選方案由民眾執行；新北市節電計畫永和區同樣採取每案10萬元的型態，蘆洲區則是提供定額上限70萬元，票選方案依序排列至經費分配完畢，最後一案若執行經費不足則需調整執行方案規模，以利執行，兩區全數提案團隊皆選擇自行執行中選方案[1]。觀察這幾個案例，可見當它們都以仍在實驗中的北投模式為制度樣板時，它們同時也複製了北投的制度性限制，也就是，這些參與式預算被定型在「民眾決定10萬元的使用方法」，如此是否限制了公民提案的可能性？或者限制了公民與政府互動關係的可能性？這是臺灣的參與式預算在短短兩年不到的情況下快速擴點所必須思量的定型問題。 [1] 新北市節電計畫提供提案團隊方案執行之選擇，可自由選擇由市政府協助執行或提案團隊自行執行。 本文作者：許晏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青平台特約撰稿人）、張婉慈（青平台基金會審議民主中心主任） 系列文章： 第四屆北美參與式預算國際年會紀實 http://newtalk.tw/opinion/view/37163 參與式預算的全球之旅：反思深化民主、實踐社會正義如何可能（上）http://newtalk.tw/opinion/view/37429 參與式預算的全球之旅：反思深化民主、實踐社會正義如何可能（下）http://newtalk.tw/opinion/view/37475

投書參與式預算的全球之旅：反思深化民主、實踐社會正義如何可能（下）

接續：參與式預算的全球之旅：反思深化民主、實踐社會正義如何可能（上）https://newtalk.tw/opinion/view/37429 　　進一步討論，白歐齊與格努拉（2014）將參與式預算區分為「溝通」與「培力」兩部份。所謂溝通的部份（communicative dimensions）指的是參與式預算公開透明的公民審議會議使政府能夠更了解人民的需求，而培力的部份（empowerment dimensions）指的則是公民審議會議與預算決策中心的連結，也就是政府權力是否真正交還給人民，或者人民是否真的因為參與式預算而真正當家作主，決定部份公共預算怎麼使用。假設參與式預算真的要能夠像1989-2004年間巴西愉港一樣，透過公民審議使社會的資源分配更公平、弱勢群體的聲音被聽見，那麼兩位教授主張：唯有結合溝通與培力兩部份，公民參與才具重要性與變革性，也才能達到上述的目的。在參與式預算的全球之旅中，其溝通部份往往完整地被複製到全球各地，但是培力的部分則因為參與式預算的模糊性，並非總是出現在每一個案例中。如果說我們希望參與式預算能夠讓社會往真實烏托邦邁進，那麼徐斯儉與吳建忠教授（2016）在〈為窮人賦權〉一文的呼籲是重要的：「當目的感清晰，所有的制度安排才會有頭緒，而不是為了做而做。」這是回顧參與式預算的全球之旅所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也是參與式預算的推動者與實作者必須時時檢討的。 　　當我們把眼光拉回臺灣，我們會發現，目前在國內所推動的參與式預算，在培力與溝通兩部份都有再進步的空間。日前，新北市政府推出「節電參與式預算」於永和區及蘆荻區試行，鼓勵市民踴躍提出因地制宜的節電方案，其中蘆荻區規劃之參與式預算即納入培力為目標，以特定族群作為說明會宣導對象，如新移民、青少年或家庭主婦等，在說明會現場除針對不同族群的需求，提供節電小撇步，同時也透過審議的過程，鼓勵公民提出心中的想法，引導討論轉為具有公共性的節電方案，並在協助不同方案成形的過程中，培力提案人了解預算使用，認知到自己有決定預算使用的權利。而臺北市則透過各區公所邀請關心預算使用的鄰里系統參與三階段培力課程，除了讓公民了解參與式預算外，同時也說明臺北市推行參與式預算的經費來源、流程與理念；而完成三階段課程的公民，未來更可擔任參與式預算審議過程之志工。然而，培力是否真的因此被實踐？對於上述兩者，它們的模式仍然只是框列一筆預算、限定民眾提案使用範疇，在「政府權力是否真正交還給人民，或者人民是否真的因為參與式預算而真正當家作主」的意義上，似乎仍取決於當局者的意志。就溝通的面向，雖然兩者都有主打公開透明的公民審議，然而在推行參與式預算的過程中，當局願意如何調整既有的行政流程，或公開多少可輔助民眾形成具體方案的資訊，也都有待加強與觀察。 　　參與式預算從巴西飄洋過海到臺灣，並且獲得政界、學界與公民社會的支持，其模糊性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另外，也正是因為模糊性，臺灣才能在各地開展不同模式的參與流程及途徑。然而要讓臺灣的參與式預算能夠真正深化民主與實踐社會正義，那麼我們就要思考如何讓參與式預算的制度設計結合溝通與培力。   參考文獻 Baiocchi, Gianpaolo. 2015. “But Who Will Speak for the People? The Travel and Translation of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p. 107–32 in Delibe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thinking the Role     of Voice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Unequal Societies, Equity and Development Series, edited by     P. Heller and V. Rao.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oup. Baiocchi, Gianpaolo and Ernesto Ganuza. 2014.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as If Emancipation     Mattered.” Politics & Society 42(1):29–50. Ganuza, Ernesto and Gianpaolo Baiocchi. 2012. “The Power of Ambiguity: How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Travels the Globe.” 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 8(2). Sintomer, Yves, Carsten Herzberg, Giovanni Allegretti, and Anja Röcke. 2010. Learning from the     South: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Worldwide-an Invitation to Global Cooperation. Bonn:     InWEnt gGmbH—Capacity Building International; Service Agency Communities in One     World. Sintomer, Yves, Carsten Herzberg, Giovanni Allegretti, Anja Röcke, and Mariana Alves. 2013.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Worldwide-Updated Version. Bonn: InWEnt gGmbH—Capacity     Building International; Service Agency Communities in One World. 徐斯儉、吳建忠，2016，〈為窮人賦權：帶著臺灣問題意識，直擊紐約市「參與式預算」〉。端     傳媒，4月21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421-taiwan-participatory-budgeting/） 本文作者：許晏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學生、青平台特約撰稿人）、張婉慈（青平台基金會審議民主中心主任） 系列文章：第四屆北美參與式預算國際年會紀實 http://newtalk.tw/opinion/view/37163

投書參與式預算的全球之旅：反思深化民主、實踐社會正義如何可能（上）

根據先前曾受邀來台分享歐洲經驗的辛特默教授（Yves Sintomer）等所主編的參與式預算全球報告，在2010年，世界上參與式預算就已高達1,500件，在五大洲的各個城市以不同規模、不同語言被實踐；在2013年版的報告書中，參與式預算的案例數統計更接近2,800件，三年內成長87%。這股參與式預算的風潮也在2014年九合一大選期間吹到了臺灣政壇，臺北市市長柯文哲打著「開放政府、公開透明、全民參與」的標語，首開政治人物之先，將參與式預算納入政見，目前除了臺北市以外，新北市、臺中市及高雄市也可見參與式預算的推動。綜觀全球的都市治理，結合公民參與的治理模式幾乎標記了當代跨國界的政治文化，也因此當我們鳥瞰參與式預算的世界分佈（下圖一），將會發現它儼然是一幅世界圖像（world image）。 圖一  參與式預算的世界分佈（Sintomer等編，2013:14）     回溯這幅世界圖像的成形，可以說，參與式預算的全球之旅始於一個基本的想法─老百姓有權決定公共預算該如何分配與執行，而這個想法在巴西愉港（Porto Alegre）的參與式預算被發現能納入更多人民的聲音、帶來公共資源的重分配（redistribution）並且對弱勢群體進行培力（empowerment）之後，參與式預算被視為更靠近真民主的社會實踐，其也伴隨著愉港故事的流傳而從南方國家擴展到北方國家[1]，並且更加深入世界各個角落。然而近年來學者觀察到，並不是在全球各地推行的參與式預算都能夠達到深化民主、實踐社會正義之效，因此一些相關文獻也從全球化的角度出發，分析參與式預算的關鍵特徵。 　　綜觀參與式預算的全球發展，格努拉（Ernesto Ganuza）與白歐齊（Gianpaolo Baiocchi）教授在其2012年的論文中指出，參與式預算的「模糊性」（ambiguity）使其得以順利推展到全世界，因此參與式預算才能夠包容不同行動者的利益，受到學界、政界與公民社會的歡迎。 　　回溯歷史，以1990年代後期為界線，參與式預算的全球之旅可以分為兩階段。在第一階段，也就是1990年代前中期，參與式預算從愉港擴散到巴西各地以及南美洲各國，此時，參與式預算仍是一系列行政體系改革中的一環，搭配其他革新一起執行。而這一系列的改革以實踐社會正義為目的，具有基進民主（radical democracy）的性格，在這樣的架構下，參與式預算帶有左派的價值意涵。1990年代後期，參與式預算的發展進入了第二階段，1996年，聯合國人居署（UN-Habitat）在伊斯坦堡會議上認可參與式預算是「善治」（good governance，直譯為良好的治理）的最佳實踐（best practice），因此聯合國與世界銀行在1990年代後期到2000年代初期進一步把參與式預算推展到歐洲、亞洲與非洲。值得注意的是，當參與式預算被視為跨越國界與政治光譜、使公民能夠參與且達到善治目標的一種政策工具時，參與式預算在價值上其實也被中立化，不再與左派價值連結在一起；換句話說，參與式預算在價值上的中立使得它廣納政治光譜上的各種立場及附帶的各種利益，卻也造成了參與式預算的模糊性：首先，究竟參與式預算到底是什麼，以及它應該要做什麼？換句話說，執行參與式預算的目的為何，又它的制度如何設計？再者，究竟參與式預算應該是要在既有預算體制之外還是之內執行？既有體制應該如何配合參與式預算進行調整？因此參與式預算與行政部門的關係是十分模糊的。故參與式預算的制度設計在各地都很不同，但也帶來不一樣的成效與結果。 [1] 南方國家又稱為全球之南（Global South），指的是非洲、拉丁美洲、及亞洲發展中國家。相對於此，北方國家又稱為全球之北（Global North），指的是北美洲、歐洲東亞等已開發國家。 本文作者：許晏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學生、青平台特約撰稿人）、張婉慈（青平台基金會審議民主中心主任） 系列文章：第四屆北美參與式預算國際年會紀實 http://newtalk.tw/opinion/view/37163

投書第四屆北美參與式預算國際年會紀實

甫落幕的第四屆北美參與式預算國際年會（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North America）由將參與式預算帶進美國的公民團體「參與式預算計畫」（The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roject，此後以PBP表示）主辦，吸引來自20多國、超過200名參與式預算的實作者、倡議者、研究者、政治人物以及數位技術業者，帶著各自的經驗與專業，於5月20日至22日在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進行為期三天的交流，討論參與式預算的各式議題，學習彼此的成功經驗，並且記取雙方的失敗原因。與會的台灣成員，除了以「探究紐約市參與式預算專業網絡的形構」為碩士論文主題的筆者之外，更有中研院政治所徐斯儉副研究員、台北海洋技術學院通識中心主任吳建忠助理教授兩位學者參加，兩位老師在上個月也曾於端傳媒上撰文〈為窮人賦權：帶著台灣問題意識，直擊紐約市「參與式預算」〉介紹紐約市的案例，希望台灣正在執行的各項參與式預算計劃能夠借鏡他山之石，使其真正成為替弱勢群體發聲、為公民培力（empowerment）的工具。 　　參與連續四屆參與北美參與式預算年會的喬凡尼．阿列格提（Giovanni Allegretti）是國際上重要的參與式預算學者與實踐者，也是世界銀行（World Bank）在歐亞推動參與式預算時重要諮詢專家。他表示，他之所以年年參加由PBP主辦的會議，除了基於主題之外，更是由於場內平等的交流氣氛。由於與會成員背景十分多元，再加上參與式預算的實踐實在有賴於網絡內各種專業（研究法、審議技術、公民動員技巧、資料數位化技術等）的合作，因此研討會雖然在大學學院舉行，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少了一分老師對學生的傳授，反而多了一分同儕之間的分享。當然，也是因為年會秉持著審議民主精神，每一場裡面的主持人（facilitator）平等重視每一位分享者的經驗，使得不同聲音都能夠被積極聆聽，而呈現出參與式預算案例的繽紛與多元。由於兩位老師與筆者的參與，喬凡尼打趣地說，台灣算是這場會議裡的「大國」，因為並不是每個參與式預算的實踐國都恰巧能躬逢其盛，仗著三個人的相對優勢之下，台灣參與式預算的現在進行式也在這場會議之中更廣為國際所知。 　　三天的研討會討論的內容相當豐富，筆者無法完全涵蓋。受益於會議前與青平台審議民主中心張婉慈主任、會議中與徐吳兩位老師的討論，筆者預計利用未來三週時間討論三個主題，篇名暫定如下：（一）參與式預算的全球之旅：反思參與式預算成就公民培力的前提、（二）民主想像不設限：參與式預算跟它的堂兄弟姊妹、（三）向加拿大取經：多倫多社區住宅（Toronto Community Housing）參與式預算的啟示。透過三篇文章，筆者希望連結理論與實際、串連國外與國內經驗，將從年會與碩論研究期間習得的集體智慧與社會大眾分享，期待政府與公民社會都能夠更加關注並支持台灣的參與式預算，正視當前台灣參與式預算的處境與遭遇到的問題。 延伸閱讀： 關於參與式預算的起源，請參考─萬毓澤，2013，〈「參與式預算」的興衰浮沈：巴西愉港的故事〉，《巷子口社會學》，6月17日。（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3/06/17/wanyuze/） 關於台灣參與式預算的執行狀況，請參考─萬毓澤，2016，〈台灣當前的參與式預算概況：反省與前瞻〉，《巷子口社會學》，3月1日。（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6/03/01/wanyuze-2/） 關於紐約市參與式預算的案例，以及它所能為台灣帶來的反思，請參考─徐斯儉、吳建忠，2016，〈為窮人賦權：帶著台灣問題意識，直擊紐約市「參與式預算」〉。端傳媒，4月21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421-taiwan-participatory-budgeting/） 本文作者：許晏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學生、青平台特約撰稿人）

投書台灣加入TPP之必要性：國際政治博弈觀點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於2015年10月4日，在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秘魯、智利、澳洲、紐西蘭、日本、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共12國的第一輪談判成員國財經部長美國亞特蘭大舉辦的最終回合談判會議後，共同宣布完成框架協議。讓TPP極可能成為第一個連結亞太地區的多邊區域經貿協定，21世紀最新創設的巨型自由貿易協定（Mega FTA）。 面對最快在2018年4月生效亞洲巨型自由協定，就現行許多已公開的協定內容來看，若要確保台灣亞太地理、經貿與產業分工價值鏈關鍵區位，加入TPP是台灣現階段對外經貿戰略的首選，而加入的準備與未能加入前的產業因應，恐怕也是不得不及早因應的課題。 TPP對國際政治板塊影響 事實上，在TPP在2016年底前談判順利完成並簽署框架協議後，直接打破了現有的亞太國際政經合作關係版圖與壁壘，也刺激了全球巨型自由貿易協定之間的競合，使國際政治板塊主導力道的推擠產生了直接影響。當美日在TPP的主導下取得亞太巨型自由貿易區域整合的先占優勢後，台灣在國際政治的結盟策略也應該有所調整。 第一、美國在亞太區域經貿整合主導地位再確立 中國崛起、強國宣言，讓美國在全球與亞太地區的霸權地位備感威脅，於2010年啟動了重返亞洲再平衡政策，而TPP一直被視為政策實踐的經濟戰略規劃，在TPP領先於中國所參加亞太經濟整合「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完成談判後，讓美國從2015年年初因英國、德國、法國等14個歐盟國家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的國際政經版圖重新扳回一些分數，也為美歐區域整合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爭取到極具規模的談判籌碼，也重新確立的美國在亞太區域經貿整合的主導地位。 第二、日本區域整合決心展現與亞太價值鏈再築 日本加入是催生TPP的關鍵，而TPP形成是日本在亞太的政經地位、產業分工與經貿競爭力再造的關鍵推力。這些年來日本因高齡少子化、企業體制僵固化、產品開發孤島化等問題，在亞太經濟地位與產業市場主導力大不如前，也深感危機。為此，日本自民黨安倍政權採用加入高標準自由化的區域整合政策，希望「外侮」激發日本國內「攘外」意志，促使國內社會經濟與產業的體制架構展開積極革新。此外，日本加入也補強了TPP成員國的高新技術（航太、能源、生醫）、智慧資訊等製造產業的價值鏈（value-chain），擴大區域內的產業整合與互補效果；而日本在中、韓沒有加入的情況下，取得TPP高度經貿自由化帶來的貿易與投資效益（如，累進原產地原則），並以TPP市場為基礎擴大在全球產業的競爭力。因此，TPP在未來亞太地區的產業價值鏈的重組或高新技術產業的國際分工構築應會扮演關鍵性。 第三、TPP取得亞太自由貿易區的主導先占優勢 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所提出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概念的達陣路徑選擇，原本存在著ASEAN+6（中、印、日、韓、澳、紐）所主導的東南亞全面區域夥伴協定（RCEP）以及TPP兩者，但TPP率先完成談判簽署架構協議，讓TPP相較於RCEP大幅跨過了一大門檻，朝亞太自由貿易區邁進了一大步，改變了亞太經貿整合模式的競合態勢。在TPP的先占優勢下，吸引了韓國、泰國、菲律賓、印尼、柬埔寨等原本隸屬RCEP、未參加TPP談判國家，陸續表達參加意願，也使得TPP成員國在亞太自由貿易區的規則制定上握有了一定主導權。 加入TPP的國際經貿利益 在政治版圖結盟的考量外，經貿的直接效益更是促成自由化關鍵。一般而言，以經貿自由化為目標的區域整合所帶來效益，主要來自「會員國一體適用的不歧視政策」與「會員國享有比非會員更優惠待遇的歧視政策」對貿易與投資產生的「創造效果」與「移轉效果」。因此，台灣成為TPP的成員也可望在國際經貿帶來正面的發展優勢。 第一、加入全球最大的經濟規模的區域整合 由於TPP合計經濟規模（GDP）高達 28兆美元，約占全球36%，是目前全球已簽署或生效的多邊貿易協定中，經濟規模最高者，高於北美貿易協定（NAFTA）的20.49兆美元，以及歐盟（EU）的18.5兆美元。區域內11億人口的平均人均所得高達3.5萬美元，遠高於RCEP的0.65萬美元，以台灣未來企圖轉往高價，擺脫低附加價值、低薪的線型產業困境，TPP應是較佳選擇。 第二、參與趨近零關稅的多邊貿易自由協定 根據目前公布資料，TPP成員國在協定生效後，即刻廢除關稅的產品項目達87.36%，最終的關稅自由化比率將達到99.27%。雖然TPP在少數產品的關稅廢止期間給予部分國家寬限，區域內農工產品零關稅的貿易額比率接近100%，遠高於RCEP以十年後關稅自由化比率80%的目標。由於台灣本身為農、原物料的高進口依存、工業產品的出口依存國家，關稅壁壘的廢除與准入規則的統一化，對於台灣的國內進口消費與出口競爭均可望帶來正面助益。 第三、領先WTO規範難以解決的議題準則 標榜以21世紀經濟發展所需的高品質、高標準區域經濟整合協定的TPP，納入了貨品貿易、服務貿易、商業環境、公平競爭、法律原則與橫向整合等，與區域內「人流、物流、金流、資訊流」自由促進相關的議題，當中更加入過去FTA談判中少見的智慧財產權、電子商務、國營企業的規範、勞工與環境保護等，突破現行WTO架構進展緩慢的爭議，企圖建立區域整合的典範。台灣若能加入TPP，在會員一體適用的原則下，可加速相關制度的國際接軌與後續的標準談判。 正向思考TPP的機會與挑戰 TPP架構協定的簽署產生的滾雪球效果（snowball effect）勢必加快亞太經濟體的整合速度與規模，當TPP會員國數量越多時，將使得會員國之間所面對的優惠待遇產生的效果擴大，相對地也將使得非會員國受到關稅、非關稅障礙、出入境、投資規範等政策歧視的衝擊也越大。 當TPP先行突破商品、服務與投資等主流議題以外的跨國制度整合後，不僅在國際相關議題標準上取得先占優勢，也可挾持全球對大的市場規模，形成磁吸與引力，迫使其他後進國家依循標準或加入。 台灣身為一個貿易依存度高達130%的小國經濟體，若越晚加入或拒絕加入TPP，在區域經濟整合的非會員國歧視原則下，恐將不蒙其利卻受其害，將使台灣現行嚴峻的經貿環境陷入更嚴重的困境。但加入TPP絕非百利無一害，否則各個成員國的國會對於TPP同意的審議不會雜音與爭議聲不斷，所以要加入TPP的前提，就是要做好功課，掌握住TPP帶來的機會，創造出更多利益，同時也要做好對策，針對現行已公開的TPP訊息，積極研擬平緩加入TPP的衝擊的作為與調整工作，用正向思考的態度面對TPP對台灣的國際政治與經貿發展，對台灣均會產生正面助益。 (本文 發表於 2016 「TPP的機遇與法規適應」學術座談研討會) 作者：葉懿倫  慕哲社會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

投書別讓「你家是什麼湯匙?!」成為校園招呼

在台灣，我們常常用「含著金湯匙出生」來形容出身在富貴人家的孩子，家庭的豐沛財富讓他們一出生就享受著沒有經濟壓力、無後顧之憂的人生，還可以不斷地栽培他們才藝、學業，增加他們的社會競爭力，但韓國大學生們在最近卻開始自謔的把含著什麼湯匙出生當作韓國社會的階級，凸顯出韓國年輕人對於社會分配以及階級流動的不滿。 湯匙等級決定一生的韓國學子 所謂的「湯匙階級論」，是根據父母的資產與收入作為區分，從最富有的金湯匙到最貧窮的泥湯匙大致分成四類，但部分大學生四個等級不足以形容階級差異，另外補述了鑽石湯匙、塑膠湯匙，甚至做起了土湯匙符合度調查表，但韓國大學生的湯匙階級論，所講述的不只是貧富不均的問題而是階級傳遞、貧困世襲的加速。   韓國大學生的湯匙階級表 等級 條件 鑽石湯匙 財閥資後，資產難以估計 金湯匙 資產20億韓元或年收2億韓元以上 銀湯匙 資產10億韓元或年收8千萬韓元以上 銅湯匙 資產5億韓元或年收5千5百萬韓元以上 土湯匙 資產5000萬或年收2000萬韓元以下 塑膠湯匙 土湯匙條件更差的狀況 資料來源：韓國統一日報、日刊cyzo   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畢業即失業，入學即負債 根據韓國大學教育研究所受國會委託調查，韓國一個大學生若將考試前的報名、交通費、求學期間的學費及生活費到求職期間的各項面試技巧、技能補習費納入計算，從入學到畢業前近五年金額大約8510萬韓元(約250萬新台幣)，與日本私立大學文科外宿生的金額接近，是台灣台北租屋私立大學生四年開銷的2倍多。 對於多數韓國家庭與大學生而言，付出了沉重的高等教育成本卻不能得到就職機會與條件的保證。根據韓國1966年開始的高等教育畢業生就職率統計資料顯示，2014年韓國66.7萬名的畢業生，就職率僅達56.2%，比起1998年金融風暴爆發後一年的58.3%更低，即使是頂尖學府首爾大學的畢業生就職率也只達到六七成。在韓國有近半數的高等教育學生畢業即失業，學生因為無法進入具規模的大、中型企業正式員工而必須延長求職時間或不斷進修，更增加許多家庭的負擔。 國家失能下的社會悲鳴 超高競爭的高等教育與職場銜接關係，讓韓國年輕人對於未來發展出現了不同的態度，多數的年輕人選擇修輔系、外語文補習等方式，迎合三星電子、LG、現代汽車等高薪財閥企業的理工與語文需求，希望搶得一席機會，但許多年輕人對於韓國整體社會與未來的不安，選擇逃離、退出韓國的勞動市場。根據OECD調查，韓國大學畢業生每4名中就有1名尼特族(不進修、不上班、不職訓，NEET)，在調查會員國中排名第三(24.4%)，僅次於希臘與土耳其，是OECD平均(12.9%)的兩倍。面對這樣的現象，韓國的網友們還補刀的說，另外三個正在準備公務員考試。 湯匙階級論是韓國年輕學子們努力的擠身大學之後卻仍無法改變自己的未來人生的圖像的悲鳴，也是對於政府、企業等社會結構僵固的自謔，同時也是年輕學子們對於韓國政府在高等教育發展、國家資源配置角色上的失職所發出的求救或是警告訊號。 圖片來源：韓民族日報 看看韓國，想想台灣 雖然台灣近年在高等教育成本的控制與國家資源的挹注下，現階段的高等教育現況與社會階級結構的不公、不義現象沒有像韓國一般嚴重，但這些年大學生畢業起薪低落、就業困難、學用落差、人才外流等現象的原因爭論不休，高等教育的多元入學制度改革被批評為多元(錢)入學，弱勢族群學生擠不進台清交等國立名校的窄門反而讓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情況更加嚴重，台灣年輕人從高等教育的入學壓力到畢業後進入社會、職場的終身職涯發展所面對的困境，恐與韓國年輕人相差無多。 台灣有學者用「崩世代」形容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下承受社會環境變遷壓力的年輕世代，而韓國的年輕世代自2010年以來從「三放世代」(放棄戀愛、婚姻與生子)晉升到了「七放世代」(三放，還放棄了自己的房子、人間關係、夢想與就業)，這些社會結構與勞動環境問題，都需要政府發揮作用，透過法規制度的再造、財政資源的重分配，讓整體社會保障制度、高等教育發展的改革以及經濟產業運作模式翻轉。 新政府的準備工作應該啟動 當公民教育告訴高中學子們，流動而開放的社會必須降低家庭出身對於一個人的地位取得成就的影響力時，韓國的湯匙階級論正好為台灣的未來高等教育政策規劃點出了一些省思方向。 第一、高等教育與青年之關係。當大學不再是窄門、文憑不再是保證，青年被引導或自主進到高等教育體系的目的、從中所獲得的教育內容與品質，都需要從新思考與調整高等教育在台灣人力資本培育上應做到的功能。 第二、高等教育與家庭之關係。面對台灣公私立高教入學門檻造成擴大所得重分配的現象，應回歸高等教育在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基礎目標下，檢討修正入學制度與管道、高教資源配置，擴大高等教育在社會保障、社會投資的功能。 第三、高等教育與產業之關係。從產業分類來看，教育本來就是一個服務業，但高等教育提供服務的對象，是學生為主?還是企業為主?從國際間的高等教育發展趨勢來看，為社會各式各樣的產業培養各種可創造出有形、無形產值才是最主要的目的。解決產學落差的產業與就業的問題，究竟是要以現行產業這個勞動市場買方需求，還是接納教育市場買方的需求，調整產業資源配置培育未來學子們想進入的產業，也是政府在高等教育藍圖規劃外，應該要做的產業政策檢討功課。 期望新政府的高等教育發展推動政策，別再讓出身家庭的湯匙決定年輕世代的未來。   作者：葉懿倫、陳冠霖(慕哲社會創新研究中心 研究員、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