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尼克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中共官方近日正式通報，開除前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及前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的黨籍與軍籍，並移送軍事檢察機關審查起訴。官方通報中不僅冠上「搞團團夥夥」、「背棄初心」、「對黨不忠誠不老實」等極具政治懲戒色彩的罪名，更直指其嚴重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這場高層軍頭的集中落馬與移送法辦，再度撕開了中共內部權力運作與高層政治結構的真實面貌。表面上看，此舉看似中共展現「全面從嚴治黨」與軍中反腐的堅定決心；然而，若從政治制度與歷史經驗審視，這實質上是中共極權體制下，高層權力集中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忠誠清算」。張又俠曾被視為中共體制內深具實力且背景深厚的軍中要員，如今卻依然在一夜之間淪為政治清洗的對象。這種現象反映出，在中共當前的政治生態中，「絕對忠誠」已超越了一切專業能力、過往功勳甚至制度規範，成為決定官員政治命運的唯一指標。這種以「政治忠誠」為核心的內部整肅，揭示了中共體制長期面臨的深層結構性困境。首先，過度依賴個人權力高度集中與政治審查，會導致內部決策機制的鈍化與僵化。當軍事與政治高層終日處於人人自危的戒備狀態，官員普遍將「避錯、表態、迎合」置於客觀專業考量之上，這無疑將損害其體制的自我糾錯能力與決策品質。其次，不斷重複的政治清洗，亦凸顯出威權體制在制度化接班與內部信任建構上的內在脆弱性，即便掌握最高權力，也必須透過不斷消滅潛在威脅來維繫表面的絕對權威。面對中共高層政治的劇烈震盪與內部不確定性，臺灣社會更應維持理性且深刻的戰略認知。我們一方面無需對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寄予過度幻想，以為內部整肅即可自動轉化為區域安全的緩和；另一方面，也必須清醒認識到，一個權力極度集中、缺乏內部制衡機制的威權體制，其對外政策的不確定性與冒進風險可能反而更高。面對鄰近威權體制的權力更迭與政治不透明度，臺灣最有效的應對之道，莫過於持續鞏固民主制度的透明與韌性，並在國防與經濟上展現高度的自我防衛能力。唯有充分洞察中共「權力至上」的運作邏輯，臺灣才能在全球局勢震盪中站穩腳跟，守護得來不易的自由與繁榮。

美中經貿高層近日於紐約摩根大通總部會晤，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與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就關稅延長、稀土供應及人工智慧（AI）安全機制等議題展開磋商，為即將登場的「川習會」進行前置談判。表面上，雙方的接觸展現了透過外交對話管控分歧的理性姿態；然而，若深入審視談判桌上的議題結構，不難發現美中經貿對話背後，依然隱含著威權體制將市場力量「武器化」的深層隱憂。在本輪會談中，關稅休戰協議與稀土出口管制無疑是核心焦點。長期以來，中共善於將自身在全球關鍵供應鏈中的壟斷地位——例如稀土與關鍵礦物——作為對外政治脅迫的槓桿。每當美中關係陷入緊張，北京往往透過限制稀土出口或放緩對美農產品採購，來迫使西方國家在關稅及貿易條款上讓步。這種將正常經貿活動工具化、政治化的作法，不僅扭曲了全球市場機制，也屢屢打破國際貿易的誠信基礎。更值得關注的是 AI 領域的角力。隨著生成式模型與開源技術迅速發展，美中兩國正爭奪技術主導權。美方嘗試建立 AI 安全防護欄，旨在防範技術落入惡意行為者手中；然而，中共在推動開放權重 AI 模型輸出的同時，國內卻施加嚴格的思維審查與數據掌控。威權體制一方面享受西方技術開放帶來的紅利，另一方面又將技術作為強化內部控制與對外擴張的工具，這種雙重標準無疑給全球科技治理帶來了不對稱的風險。對國際社會而言，經貿對話固然是維持和平的必要手段，但我們絕不能將暫時的「關稅休戰」誤認為長期和平。當中共頻頻以稀土與市場作為籌碼，企圖在談判桌上換取政治利益時，全球民主陣營更應認清其戰術本質。面對美中局勢的動盪，唯有持續強化關鍵供應鏈的去中心化與韌性，並在關鍵科技上築起堅固的防禦體系，才能免於被威權體制勒索，真正確保區域的繁榮與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