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屆五中全會日前通過「全面從嚴治黨」決定,除了延續過去強調揪出政治不忠誠的「兩面人」外,更罕見地將官場中明哲保身、不得罪人的「老好人」列為整頓對象,明確要求官員必須「敢於鬥爭、不得迴避矛盾」。從台灣的民主視角觀察這場政治動向,這不僅反映了北京當局對官僚體系執行力的深層焦慮,也揭示了高度集權體制在運作上難以調和的結構性困境。
長期以來,中共官場在高度集中的權力架構下,官員面對高壓的政治考核,普遍採取「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自保心態。許多專家學者分析指出,這種「老好人」文化並非單純的個人作風問題,而是體制缺乏容錯機制與權力制衡的必然結果。當官員害怕承擔責任、不敢反映真實民意與基層問題時,整個行政機器便容易陷入「躺平」與消極任事的僵局。如今北京企圖透過強化內部鬥爭、鼓勵官員相互監督與揭發來打破這種怠政現象,甚至被外界解讀為替未來的政治人事布局提前清場。
然而,用「鼓勵鬥爭」來治理官僚體系,往往會衍生出另一種治理危機。正如政治學者所觀察,當官場內部缺乏基本信任,且「不積極表態鬥爭」本身就可能被貼上政治不合格的標籤時,官員為了自保,極可能從過去的「消極不作為」,轉向「寧左勿右」的過度執行與形式主義。這種運作邏輯一旦擴散至涉台事務或對外政策上,第一線官員為了展現「敢於鬥爭」的政治忠誠,難保不會採取更為強硬、激進的姿態,進而壓縮了原本就已十分有限的理性溝通與政策轉圜空間。
對於習慣了民主制衡與文官中立的台灣社會而言,中共這波連「老好人」都要整肅的政治信號,無疑是觀察中國內部政局與治理走向的重要窗口。在缺乏制度性監督與透明問責的環境下,單靠政治動員與內部整肅,究竟能真正提升治理效能,還是會加劇體制內的猜忌與內耗,值得台灣各界持續冷靜觀察與審慎因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