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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川習會後的課題—台灣如何避免成為兩強談判籌碼

美中領導人會晤後，雙方同意將原定11月10日到期的貿易休兵延長至2027年1月10日，並就各約300億美元非敏感商品的關稅優惠等經貿議題取得共識。這顯示美中都有降低經貿摩擦、維持談判空間的需求，但不代表科技、軍事與供應鏈競爭就此結束。峰會後，台灣問題仍是美中歧見之一，雙方也沒有因此消除彼此在戰略上的競爭。美中降溫，不等於北京對台降壓北京近年對台施壓已形成多層次模式，從軍機、軍艦及海警活動，到法律、外交、經貿與認知操作，手段不只侷限於傳統軍事威脅。即使美中降低經貿摩擦，這些既有的對台政策也不會因此自動停止。因此，台海風險不能只用大型軍演或軍事行動強度評估。北京仍可能透過海警活動、灰色地帶侵擾、網路攻擊、法律措施及外交壓力持續增加台灣的應對成本。若美中進入較穩定的互動期，北京也可能更傾向採取不直接升高美中軍事危機、但能持續施加壓力的手段。台灣必須把這類低強度、長時間的壓力納入國家安全規劃。台灣必須把四件事做實首先，建立跨部會的灰色地帶應變體系。面對軍機、軍艦、海警船、海底電纜受損、網路攻擊或經濟脅迫，國防部、海巡署、外交部及相關部會應建立明確的通報、判斷與處置程序，並設定不同層級的應變標準。重點不是每次事件發生後再臨時協調，而是平時就把權責、資訊流與決策程序建立起來。其次，提高關鍵基礎設施的備援與修復能力。電力、通訊、海底電纜、港口、金融、醫療及交通系統，都應建立替代線路、備用設備與搶修機制。國家安全不能只問「能不能防住」，還必須掌握遭受破壞後多久能恢復，以及關鍵服務能維持多久。再者，建立國防與民生供應鏈的替代能力。能源、醫療用品、通訊設備、彈藥及重要零組件，都應盤點國內產能、海外替代來源與必要庫存。政府可透過採購與產業政策支持關鍵產能，降低對單一國家或單一路線的依賴。目標不是所有東西都國產，而是避免任何一項供應中斷，就造成整體運作受到重大影響。最後，把國際合作從政治表態轉為日常協作。台灣應與美國、日本及其他夥伴，在資安、海上安全、供應鏈、能源與災害應變等領域建立固定聯絡機制，並透過共同演練與資訊交換降低危機時的協調成本。國際支持固然重要，但台灣自身的準備程度，也決定國際合作能否在危機發生時真正發揮作用。不把美中握手當成台海安全保證美中保持高層溝通，有助降低誤判與衝突升高的風險，台灣自然應關注其穩定效果。但美中談判首先處理的是兩國自身利益，台灣不能把美中關係改善直接視為北京停止對台施壓的證據。對台灣而言，美中降溫提供的是一段可以強化自身準備的時間。與其等待美中關係下一次變化，不如利用這段時間補強指揮體系、關鍵基礎設施、供應鏈、國防產能與國際合作，把平時的準備轉化為危機時的應變能力。台灣主體性也不只是政治口號，而是面對外部壓力時，國家能否自行判斷、做出決策、維持防衛能力與社會運作，並以自身利益為基礎與國際夥伴合作。美中可以尋求穩定雙邊關係，台灣則必須掌握自己的安全決策。台灣的未來不應取決於兩強關係是升溫還是降溫，而應建立在台灣自己具備足以維持安全、韌性與選擇的能力之上。

投書解放台灣還得帶新台幣？解放軍戰備箱意外洩露戰場盤算

解放軍近期軍事演訓畫面中，一個看似不起眼的細節引發外界關注：戰備資金攜行箱內，除了人民幣、美元與金條，竟出現台灣現行流通的新台幣鈔票。若單純將其視為演習道具，恐怕容易忽略背後所透露的軍事訊號。從現代戰爭的後勤體系觀察，資金與彈藥、燃料、糧食一樣，都是維持部隊持續作戰的重要資源。解放軍已將戰時金融保障納入軍事後勤思維。尤其新台幣被納入其中，更讓外界不得不思考，中共對台軍事想定是否已逐漸從「如何發動攻擊」，延伸至「進入台灣後如何維持作戰與控制」。軍隊要能持續作戰，必須確保彈藥、燃料、食品、醫療、運輸與通訊等後勤體系不致中斷，而金融則是支撐這些資源調度的重要基礎。一旦戰爭造成電力、網路、銀行及電子支付系統癱瘓，即使帳戶裡仍有資金，也未必能立即轉化為前線所需要的物資。因此，將現金與黃金納入戰備資金攜行，反映的是解放軍對「金融系統失靈」情境的備援思考。新台幣出現　透露台海作戰想定？目前沒有公開證據可以直接證明，這批新台幣就是為「攻台」所準備，也不能僅憑演習畫面便斷言解放軍已制定完整的占領金融計畫。然而，台灣貨幣被放進戰時資金攜行箱，至少說明台灣本地金融環境已被納入相關軍事想定或宣傳敘事。若只是一般性的海外作戰或戰場金融保障，美元具有國際流通性，人民幣則是解放軍自身使用的貨幣；相較之下，新台幣具有高度地域性，其存在自然容易讓人聯想到台灣本島及其周邊戰場環境。從作戰後勤角度來看，新台幣可能被設定為進入台灣特定區域後，因應當地物資採購、交通、生活需求或其他緊急支出的備用資金。若金融與電子支付系統受到破壞，現金的即時交易能力便可能被重新凸顯。這也代表中共的戰爭想定可能不再只是「摧毀目標、癱瘓防衛」，而開始思考在基礎設施受損後，如何讓部隊維持行動能力。資金箱中同時出現金條，也透露另一層訊號。現金與黃金的組合，本質上就是一種金融韌性備援。當銀行、網路及電子支付正常運作時，貨幣可以發揮交易功能；當金融體系受到干擾時，實體現金可以維持局部交易；而在貨幣信用、支付體系甚至跨區域交易受到嚴重影響時，黃金則可能成為另一種具有交換價值的資產。因此，這場演練透露出的，是解放軍對戰爭的想像正在從傳統「兵力、火力、後勤」模式，進一步延伸到「金融、民生、治理」層面。這並不意味著共軍已經具備在台灣建立完整金融秩序的能力，卻顯示其軍事規劃可能開始把戰爭所造成的社會與經濟環境納入考量。金融體系　也可能成為台海戰場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是金融系統本身也可能成為戰場。台海衝突若發生，金融機構、支付系統、ATM、通訊網路與電力設施，都可能成為認知戰、網路攻擊甚至軍事打擊的目標。金融秩序一旦受到干擾，不僅影響人民日常生活，也可能造成市場恐慌、搶購現金、資金外逃及社會心理不安。換句話說，敵人未必需要立即摧毀整個金融體系，只要讓民眾「相信金融體系即將崩潰」，就可能產生巨大的社會效應。這也是中共對台作戰不能只從軍事層面理解的原因。近年解放軍對台軍事活動持續升高，軍機、軍艦、海警及各類灰色地帶行動逐漸形成常態化壓力。軍事演習除了驗證部隊作戰能力，也具有對台威懾與心理戰效果。當演習畫面開始呈現台灣貨幣、台灣相關物資或戰場環境時，其訊息已不只是「我們有能力攻擊台灣」，更可能是在建構「戰爭發生後台灣將如何被接管與運作」的想像。從軍事威脅到心理戰　台灣不能忽略這類敘事可能讓「攻台」逐漸從一個抽象的軍事威脅，變成具體的生活想像：軍隊怎麼進來、物資怎麼取得、現金怎麼使用、金融如何維持。當這些元素被包裝成軍事演訓畫面時，也可能形成一種心理操作，試圖讓台灣民眾接受「戰爭不可避免、台灣終將被控制」的預設劇本。然而，台灣不能因此陷入恐慌，而應該反向強化自身韌性。面對中共可能將金融、資訊、能源與民生系統納入複合式戰略壓力，台灣的防衛思維也必須超越傳統軍事框架。國家金融基礎設施需要強化備援能力，重要支付系統必須具備斷網、斷電等極端情境下的持續運作能力；金融機構與政府則應建立更完整的危機通報與現金供應機制，同時提升民眾辨識金融謠言與認知戰訊息的能力。從「守住戰場」走向「守住整個社會」從「彈藥」到「鈔票」，表面上看只是解放軍演習中的一個細節，實際上卻讓外界看到現代戰爭的另一面：戰爭不只發生在海上、天空與陸地，也可能發生在銀行、支付系統、網路與人民的心理之中。新台幣出現在解放軍戰備資金箱中，未必足以證明某一套具體的攻台計畫，但它提醒台灣，真正的防衛韌性不能只問彈藥夠不夠，也必須問金融系統能不能撐住、民生能不能維持、資訊能不能辨識、社會能不能穩定。現代戰爭從第一枚飛彈落下之前，就已經開始攻擊一個國家的金融與心理防線，人民必須謹慎以對。

投書從空氣軟槍到全民國防：讓全民參與成為台灣防衛韌性的起點

在當今的國際局勢，民主國家面對的安全挑戰不侷限於傳統軍事衝突，而是涵蓋灰色地帶威脅、認知作戰、關鍵基礎設施防護及社會韌性的全面競逐。在此趨勢下，國防需要全民共同參與，形成支撐國家安全的社會力量。國防部近年持續推動全民國防教育，除了辦理營區開放、全民國防教育暑期戰鬥營及各項軍民交流活動外，今年更首度舉辦全國空氣軟槍競技射擊比賽。這項活動的意義，不只是「射擊競技」或「軍事體驗」，更反映國防政策朝向全民參與及全社會防衛韌性的方向發展。國防部精心規劃各項全民國防活動，目的是改變社會長期以來「國防只是軍人的工作，一般民眾無法參與國防事務」的觀念。從營區開放、全民國防教育、暑期戰鬥營，到空氣軟槍競技射擊，每一項活動都是希望建立軍民交流的平台，讓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民眾，都能透過親身參與理解國防的重要性，進而認識自己也是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一分子。空氣軟槍競技不是軍事訓練，也無法取代實彈射擊或部隊演訓。然而，它具備安全性高、參與門檻低、互動性強等特點，並可結合射擊安全、戰術觀念、團隊合作及戰傷救護等課程，成為全民國防教育的重要媒介。其價值並非培養作戰能力，而是在體驗過程中建立正確的國防觀念，讓民眾理解防衛工作需要長期投入與全民支持。這類活動也有助於縮短軍民之間的距離，長期以來，多數民眾對國軍的認識主要來自新聞報導或重大演習，實際接觸部隊的機會有限。透過多元化的國防體驗活動，民眾得以近距離了解國軍的專業訓練、任務內容及建軍成果，不僅有助於提升社會對國軍的理解與信任，也能凝聚支持國防政策的社會基礎。尤其對年輕世代而言，親身參與往往比單向宣導更具教育效果。當青年透過活動接觸國防科技、戰術思維及團隊合作精神，不僅能提升對國家安全的認識，更能理解民主社會中的自由與安全並非理所當然，而是需要全民共同維護。這種認同感，正是建立全民國防最重要的基礎。各國積極推動全社會防衛韌性，核心理念就是將國家安全由軍事領域擴展至整個社會，透過政府、民間企業、地方社區及一般民眾共同參與，提升國家面對危機的整體應變能力。全民國防教育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而各類國防體驗活動，則是將防衛意識融入社會的重要橋梁。當然，空氣軟槍活動並非衡量國防成效的唯一指標，也不能取代建軍備戰與實戰化訓練。但若能透過這類活動，讓更多民眾願意接觸國防、理解國防，進而支持國防政策，其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將遠超過活動本身的價值。國防從來不是少數人的工作，而是全體國民共同守護家園的責任。面對日益複雜的安全環境，社會更應支持國防部持續推動多元化的全民國防活動，鼓勵更多民眾主動參與，將全民國防從口號化為行動。唯有當全民都願意關心國防、參與國防、支持國防政策，台灣才能真正建立兼具軍事實力與社會韌性的整體防衛力量，為國家的安全與民主自由奠定更穩固的基礎。

投書從「裝腔作勢」到「棄臺論」：中共如何重塑兩岸認知戰場

中共對臺認知作戰已不再侷限於網路假訊息或社群媒體操作，轉向由官方媒體、專家學者、網路意見領袖及社群平台共同運作的輿論體系。其中，針對臺灣國防建設與軍事演習的貶低與嘲諷，已成為重要手段。每當臺灣實施漢光演習等各類防衛演訓時，中共官媒以「裝腔作勢」、「政治表演」等負面字眼進行定調，刻意忽略演習係為提升戰備能力、驗證指揮體系及強化軍民整合方面的實際功能，藉此削弱外界對臺灣防衛能力的信心，並塑造「抵抗無意義」的印象。近來，中共選擇性引用部分外媒或國際學者的觀點，將個別評論放大解讀，將其包裝成「國際共識」。如，當外國學者討論盟友責任分擔或國家利益時，中共官媒刻意截取「大國不會永遠無條件支持另一方」等片段內容，再延伸詮釋為「美國終將放棄臺灣」或「西方不願為臺灣而戰」。此種操作方式的目的，在於強化「棄臺論」的傳播效果，一方面打擊臺灣社會的信心與自主防衛意志，另一方面則讓中國大陸民眾相信臺灣已陷入孤立無援的處境。此外，中共也持續將臺灣的國防預算與軍事演習描述為「挑釁行為」，試圖將兩岸局勢緊張之責歸咎於臺灣，並將自身軍機擾臺、軍演威懾及各項施壓行動包裝成對臺獨挑釁的「被動」反制，試圖合理化其對臺施壓之舉，讓中國大陸民眾認為，相關軍事行動並非主動升高衝突，而是維護國家統一的必要作為。由此可見，中共並非單純批評臺灣軍演，而是企圖透過輿論操作，強化棄臺論以削弱臺灣民眾的信心，並為其持續對臺施壓及升高軍事威懾創造有利的輿論環境。

投書北京真正擔心的事：台灣社會開始理解認知戰

隨著台海局勢升溫與印太戰略環境快速變化，「認知戰」已從抽象概念，逐漸成為民主國家實際面對的安全挑戰。相較於傳統軍事威脅，當前國際競逐的核心，已不只是飛彈、軍艦與兵力部署，而是資訊、輿論、社會心理與制度韌性的長期競爭。日前，新台灣國策智庫舉辦「中共對日認知戰滲透與僑務體系因應戰略」論壇，其意義不僅在於討論認知戰，更反映出台灣對國家安全概念的重新定義。過去安全議題多集中於軍事與外交層面，如今則逐步將資訊安全、海外網絡、社會韌性與跨國合作納入整體安全架構。這意味著，未來的安全競爭，不再只是國與國之間的軍事對抗，而是整體社會抵抗滲透與心理操弄的能力競爭。其中，論壇凸顯的一項重要趨勢，是台日安全連結正從戰略與官方層次，逐步擴展至智庫、學界、媒體與僑界等社會層面。這代表台灣正試圖將台日合作，從傳統外交與軍事合作，進一步延伸為共同面對認知威脅的民主安全合作。對北京而言，這樣的發展具有高度敏感性。中共長期希望切割台灣與日本之間的安全連結，避免第一島鏈形成共同防衛認知。因此，近年透過「議題轉移」與「概念稀釋」等方式，對日本實施認知作戰。例如強調「台海衝突與日本無關」、「介入台海只是替美國打仗」，或放大戰爭、能源與經濟風險帶來的焦慮，藉此削弱日本社會對中國威脅的警覺性。同時，中共也透過地方交流、學術合作、經貿互動及社群媒體操作，逐步塑造有利自身的論述空間。其核心目的並非說服外界支持中國，而是削弱民主國家彼此合作與互信的基礎。論壇另一項值得關注的重點，則是僑務系統角色的轉變。過去僑務工作偏向文化交流與海外服務，但在認知戰環境下，海外社群同時也是資訊流動與價值傳播的重要節點。中國長期透過僑團、商會、媒體、同鄉會及學術交流，在海外建立影響網絡，其目的未必是立即改變政策，而是逐步塑造有利於中國的認知環境。因此，當論壇提出「認知防衛節點」概念時，代表台灣開始將海外社群視為國家認知韌性的重要一環。未來除了服務功能之外，如何強化海外台僑的媒體識讀、民主價值論述與跨國協作能力，建立分散式的資訊安全網絡，也將成為重要課題。論壇多次提到「沒有煙硝的長期競爭」，正點出認知戰的本質。北京對外最常見的操作方式，往往不是直接宣傳自身立場，而是讓民主社會懷疑自身制度、讓盟友彼此不信任、讓民眾對安全承諾失去信心，進而形成「不要捲入比較安全」的氛圍。這類操作不需要改變人們的立場，只要削弱民主社會的信任與凝聚力，便能達到戰略效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場論壇真正的意義，不只是一次學術交流，而是顯示台灣正逐步將「認知韌性」納入國家安全架構，同時也反映出台日合作正從傳統外交與軍事層面，延伸至資訊、社會與民主防衛領域。而當相關討論從少數安全圈擴散至社會各界時，也意味著認知戰的挑戰，已成為整體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

投書北極航道、衛星數據與地緣政治競爭

隨著國際地緣政治競爭升溫，北歐地區逐漸成為全球安全局勢中的敏感熱區。近期，挪威政府接連破獲涉及中國籍人士的情報案件，再度引發外界對中國在北極與歐洲戰略布局的關注。挪威國內安全局（PST）高度懷疑，中國正透過企業、科技合作與衛星設施等方式，在挪威從事非法情報活動，而相關事件也使北歐安全局勢更加緊張。根據挪威安全部門公布的資訊，一名中國籍男子因涉嫌在挪威北部從事非法情報活動而遭警方逮捕。此前不久，另一名中國籍女子則被控透過在挪威註冊的公司，試圖建立衛星資料接收站，以取得極地軌道衛星數據。警方在調查過程中，查獲相關衛星接收設備與貨櫃設施，顯示案件可能涉及具有高度技術性的情報蒐集行動。雖然案件目前仍在司法調查階段，嫌疑人也否認相關指控，但挪威政府已將此視為國家安全層級問題。對挪威而言，這不只是單純的刑事案件，更反映出大國在北極地區日益激烈的戰略競爭。隨著氣候變遷導致北極冰層融化，北極航道的商業與軍事價值快速提升，能源、天然資源與戰略航線的重要性也隨之上升，使北極逐漸成為全球關注焦點。雖然中國並非北極國家，但北京近年積極推動「近北極國家」概念，希望參與北極科研、航運與基礎建設合作。中國也認為，北極航道未來可能降低對傳統海運路線的依賴，進一步強化其能源與全球物流安全。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言，挪威不僅鄰近俄羅斯北方艦隊活動範圍，同時擁有北極觀測、衛星通訊、火箭發射與海上監控能力，是北約北方防線的重要節點，具有極高戰略價值。尤其在俄烏戰爭爆發後，北歐安全局勢迅速升高。芬蘭與瑞典陸續加入 NATO，使整個北歐幾乎形成完整的北約防線。在此背景下，任何涉及外國勢力的科技合作、衛星設施、港口投資或土地交易，都容易被納入國家安全視角加以審視。挪威情報部門近年也多次在威脅評估報告中指出，中國與俄羅斯被視為主要情報威脅來源。尤其兩國對靠近軍事基地、關鍵基礎設施周邊土地與科技資產展現高度興趣，更讓挪威提高戒備。現代情報活動也早已不再侷限於傳統間諜模式，而是可能透過企業投資、科研合作、通訊設備與基礎設施建設等方式，逐步建立長期情報與戰略優勢。目前外界掌握的資訊，多來自挪威安全單位與媒體報導，案件尚未經法院最終定罪。中國官方否認相關指控，並批評部分西方國家過度政治化中國企業與科研活動。無論案件最終結果如何，此事件已顯示北極地區不再只是冰雪與科研的象徵，而是逐漸演變為全球科技、軍事與情報競爭的重要戰略場域。未來，隨著中國、俄羅斯與西方國家在北極利益持續交錯，類似的安全爭議恐怕將更加頻繁，北極的競爭，未來恐不再只是資源與航道之爭，更可能成為科技、安全與全球影響力的新戰場。

投書中共「反和平軍售論」背後的戰略矛盾

近年來，中共外交部在面對美台軍事合作議題時，慣常採取「嚴正聲明」與「強烈譴責」的表態模式。此類發言表面上是在重申所謂「一個中國原則」與反對外部干涉，但從更深層的戰略角度觀察，其核心其實是透過不斷重複既定論述，持續劃定北京所認知的「外交紅線」，藉此向國際社會建立「中國立場不可挑戰」的政治印象。在這套話語架構中，北京長期將台海局勢緊張的責任歸因於美方，強調美國應「停止向台灣出售武器」、「停止與台灣官方往來」，並要求其「恪守承諾」。此舉不僅是在對美施壓，更是一種輿論戰與責任轉移策略。北京試圖將自身包裝為「區域穩定維護者」，藉此爭取國際輿論中的道德制高點，同時弱化外界對其軍事擴張與對台施壓行為的關注。然而，現實情況卻形成明顯反差。北京一方面宣稱反對軍售是為了維護和平與穩定，另一方面卻持續加大對台軍機、軍艦與灰色地帶襲擾力度，甚至透過聯合戰備警巡、跨越海峽中線與對台軍演等方式，持續升高區域軍事壓力。這使得其「反對軍售是為了和平」的論述，與實際行動之間存在明顯落差，也讓外界更加質疑其真正戰略意圖。北京在外交層面的強硬表態，同時也肩負對內政治宣傳功能。每當美國宣布對台軍售，中國官媒與官方體系便會同步放大「反制」、「震懾」、「捍衛主權」等訊息，藉此營造中央政府強勢應對外部挑戰的形象。這種操作模式，本質上是一套民族主義動員工程，目的在於讓中國民眾相信官方始終牢牢掌控局勢，並具備捍衛「國家統一」的能力與決心。特別是在中國經濟壓力、社會問題與內部矛盾逐漸累積的背景下，對外議題往往更容易成為凝聚內部情緒的重要工具。藉由持續強調「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反對台獨分裂活動」，北京不僅能鞏固愛國民族主義氛圍，也能進一步強化民眾對中央政權的政治依附與認同。這類外交表態已不只是單次事件回應，而是逐漸制度化、模板化的對台話語工程。從外交部記者會、國台辦聲明，到官媒評論與網路輿論操作，各部門已形成高度協調的敘事模式：對外強調美方破壞穩定，對內則凸顯中央捍衛主權的強硬姿態。其目的不僅在於回應當前事件，更是在長期塑造一套有利於北京的國際認知框架。然就現實層面而言，美國對台軍售的核心邏輯，建立於協助台灣維持基本防衛能力與區域力量平衡。北京雖持續以強硬措辭反對，卻也清楚理解，單靠外交抗議難以真正阻止美台安全合作。因此，其更重要的目的，其實是在國際輿論場中建立一種「中國始終反對、責任在美方」的敘事框架，藉此為未來可能的政治、軍事或法律行動預先累積正當性。「堅決反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已不只是一次例行性的外交發言，而是一套結合外交施壓、民族主義動員、認知作戰與國際話語競逐的綜合性操作。北京真正想爭奪的，不只是軍售本身，而是對台海局勢的解釋權、主導權，以及未來區域秩序的話語權。

投書北京正以另一種方式逼近台灣

中國持續擴張軍事力量，並頻繁於周邊海域展開各式行動，從軍機擾台、海警巡弋，到科研船與公務船進入敏感海域，讓東亞局勢長期處於高壓狀態。尤其對台灣而言，中共雖尚未發動全面衝突，卻早已透過灰色地帶襲擾，一步步推進對台施壓與戰場經營。近期中國籍科研船「同濟號」兩度於台灣周邊海域進行非法調查作業，再次凸顯北京對台海戰略布局，早已不只是軍演恫嚇，而是更長期、更細膩的戰場準備。據海巡署指出，「同濟號」於5月7日在鵝鑾鼻東南方海域投放科研設備，遭我國海巡驅離後，竟於5月15日再度現身花蓮外海，並施放溫鹽深儀、紊流儀與重力岩芯等設備進行海水採樣與海床調查。面對其持續作業，我國海巡署調派「蘭嶼艦」近迫監控，並透過燈光照射與造浪等方式干擾，最終迫使其收回儀器離開。表面上，這類行動常被包裝成單純的海洋科學研究，但若結合解放軍近年軍民融合戰略來觀察，其真正目的恐怕遠非學術研究如此單純。現代海戰中，「海洋資訊」本身就是戰力的一部分。海水溫度、鹽度、海流變化、海床地形乃至海底噪音環境，都直接影響潛艦活動、反潛作戰、水雷部署與水下無人載具運作。尤其台灣東部海域水深條件特殊，向來被視為國軍海空兵力保存區與潛艦活動空間，也是美日可能介入台海衝突的重要方向。對解放軍而言，若能長期累積相關水文與聲紋資料，未來無論是封鎖台灣、執行反潛作戰，甚至建立對東部海域的監控能力，都將具備更高優勢。中共近年對台操作模式，早已從過去「戰前準備」轉變為「平時即戰時化」。過去軍事準備通常發生於戰爭前夕，但如今北京更傾向在和平時期，以低強度、非軍事化方式持續完成戰場建構。科研船蒐集水文資料、海警船常態化巡弋、民航航線調整壓縮防空空間、無人機襲擾外離島，乃至大型軍演結合法律與輿論戰，都是同一套戰略思維下的不同手段。其目的在於降低外界敏感度，避免一次性軍事升高引發國際強烈反應，卻又能長期累積對台優勢。「同濟號」事件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單一科研船的越界行為，而是它所反映出的整體趨勢：中共正試圖透過軍民融合與灰色地帶行動，把台海逐步轉化為一個「已被預先測繪、預先理解、預先經營」的戰場。當這些資料與經驗日積月累，未來一旦台海局勢升高，解放軍所面對的將不再是陌生海域，而是一個早已建立完整數據模型與作戰認知的作戰空間。對台灣而言，如何在和平時期就提高警覺、強化海域監偵與國際合作，恐怕已不只是海巡執法問題，而是攸關整體國家安全與戰略縱深的重要課題。

投書誰在定義台灣的國際定位？

近年來，北京對歷史敘事的操作愈發積極，尤其在涉及台灣主權問題時，更傾向透過特定歷史文件來建構「歷史早已定論」的印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便是對開羅宣言的重新包裝與強化詮釋。戰後秩序中的模糊空間真正涉及戰後領土安排的核心法律文件，是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和約中，日本明確放棄對台灣與澎湖的主權，但並未載明主權應移轉給哪一方。這種「放棄主權、未定受讓方」的設計，使台灣地位問題在國際法層面保留了相當程度的模糊性。後續由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簽署的中日和平條約，雖再次確認日本放棄台灣，但同樣未被普遍視為最終處理主權問題的多邊國際安排。換言之，戰後國際秩序並未如部分政治敘事所宣稱，形成單一且毫無爭議的法律結論。歷史主體的「置換」北京近年選擇於《開羅宣言》發表地設立紀念碑，並持續強調「台灣歸還中國」的歷史敘事，其意義顯然已超越單純紀念活動，更像是一種政治象徵操作。這類論述最大的特徵，在於將複雜且多層次的歷史過程，壓縮為單一答案，並刻意淡化戰後條約體系中的爭議與不確定性。更重要的是，它經常模糊歷史主體的差異。1943年代表「中國」參與《開羅宣言》的，是中華民國政府，而非1949年後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今，北京卻傾向將兩者視為可自然延續的同一政治主體，進一步將當年的歷史文件直接套用至當前主權主張。這種「主體置換」，不只是語義調整，而是一種歷史脈絡的重構。其目的，在於建立一條看似連續、不可切割的主權敘事鏈條。對內動員與對外塑造從政治傳播角度觀察，這類歷史敘事具有明顯的雙重功能。對內，北京透過「歷史早已確定」的說法，降低民眾對複雜國際法問題的理解門檻，進一步強化民族主義動員，鞏固「台灣屬於中國」的既定認知。對外，則藉由紀念設施、國際場合與官方論述，不斷營造「國際社會早有共識」的印象，試圖在話語層面塑造既成事實。然而，現實情況遠比此複雜。多數國家雖採取「一中政策」，但其法律內涵與政治解讀並不一致，許多國家也刻意保留對台灣地位問題的模糊空間。以美國為例，台灣關係法並未承認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而是維持制度化的非官方關係。這種安排反映的，其實是國際政治中的「戰略模糊」，而非單一歷史敘事下的普遍共識。爭奪的其實是歷史解釋權北京近年對相關歷史文件的再詮釋，本質上並不只是學術層面的歷史解讀，而是一種將當前政治結論反向套入歷史脈絡的敘事工程。透過選擇性引用、歷史簡化與主體置換，原本多元且存在爭議的戰後安排，被重新包裝為單一且必然的結果。問題的核心，早已不只是歷史版本不同，而是誰有能力主導歷史的解釋權。當歷史被當成政治工具，其功能便不再只是理解過去，而是影響現實、塑造認知，甚至重新定義國際秩序。

投書強化防衛不是挑釁—從軍購看戰略轉型

近年來，台海情勢持續緊張，中共軍機、軍艦繞台早已成為日常，甚至多次以軍演模擬封鎖與登陸作戰。在這樣的安全環境下，台灣要守護和平，不能只靠口號，國防部近期提出七千億元的軍購特別預算，是為讓台灣在不確定的國際局勢中，擁有足以威懾對手、維持和平的實質能力。預算並非單純的「花錢買武器」，而是結構性的防衛升級。陸軍規劃採購M109A7 自走砲，將大幅提升我方地面火力與反擊能力。這款美軍現役主力火砲具有高機動與精準打擊特性，能在面對敵方登陸或火力壓制時迅速應變，確保台灣不再是被動防守的一方；海軍採購智慧型垂直起降無人機，透過無人偵搜與通訊中繼，建構跨域感知網絡，使國軍能即時掌握敵情、靈活調度戰力。這是面對灰色地帶衝突與海上威脅時，最具效益的投資；空軍的採購更是整體防空體系的核心。預算中包括增購 愛國者三型增程版（PAC-3 MSE） 四套與 518 枚飛彈，以及 9 套 NASAMS 防空系統。這些裝備將建立分層防空架構，從攔截中長程導彈到保護城市與關鍵設施，形成多層防護。再加上國造「強弓飛彈」的量產與部署，國軍防空實力將從依賴外援走向自主整合。軍購預算不僅是軍事支出，更是國家戰略與產業發展的雙重投資。透過與美方合作引進技術、強化維修能量，台灣可逐步建立自製、自維、自強的防衛產業鏈。無人系統、飛彈組裝、電子戰與材料科技等領域，都能在軍購計畫帶動下提升研發能量，創造經濟外溢效益。支持軍購並非鼓吹對抗，而是確保和平。當對手清楚台灣有能力有效防衛、反制與長期支撐作戰時，冒險成本將大幅上升。這就是「以武止戰」的真義。反之，若因害怕刺激而一味削弱自我防禦，只會讓對方誤判形勢，增加衝突風險。真正的和平，從來不是退讓換來的，而是實力保障的結果。最後，軍購特別預算也提醒全民：國防不是軍方的事，而是整個社會的責任。從民間科技業參與研發，到地方政府的基礎防衛規劃，再到公民對防衛意識的提升，每一環節都決定國家能否在危機中屹立不搖。

投書中共怕的不是潛艦，是台灣敢自己造潛艦

台灣首艘國造潛艦「海鯤號」下水，不只是科技成就，更是戰略意志的展現。它象徵台灣有能力、自主地守護自身安全。然而，這項進展也觸動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經。中共迅速展開多層次的輿論攻勢，將潛艦國造包裝成「笑話」、「浪費」或「政治秀」，試圖在心理層面擊垮台灣民眾對國防自主的信任。中共官媒與附屬帳號大量散播「潛深不足」、「噪音太大」、「潛艦只是鋼殼」等說法，甚至假冒軍事專家評論，營造專業氛圍。這些內容再透過社群平台滲入台灣，讓「國造潛艦」被誤導為「自我安慰的工程」。這正是典型的認知作戰手法：先模糊事實，再削弱信心。北京刻意把潛艦議題政治化，操作「內部分裂」。輿論中充斥「潛艦是民進黨選舉工具」「圖利特定廠商」的說法，讓軍事議題被拉入黨派對立。這種操作並非偶然，而是中共長期熟練的「離間術」——讓台灣在最該團結的國防議題上自我爭吵。也在國際層面操作「孤立敘事」。中共媒體宣稱「無國願助台灣造艦」、「技術來源可疑」，刻意掩蓋實際上美、英、荷等多國專業團隊提供顧問協助的事實。這類話術目的在於削弱台灣的國際自信，讓民眾以為「世界都不挺我們」。然而，當海鯤號成功下水時，中共口徑又一轉，改以戲謔語調稱其為「鐵棺材」、「潛不過台海」。這種從抹黑到嘲諷的節奏，正是認知戰常見的「反向稀釋」策略：當技術攻擊無效，就以嘲諷來消解成就。北京想傳遞的訊息不是理性分析，而是情緒暗示——「再努力也沒用」。北京將輿論攻勢與軍事施壓結合。海鯤號下水期間，中共軍機、艦頻繁擾台，並藉官媒同步渲染「解放軍隨時能封鎖台灣」的說法。這種「軍演配話語」的組合，正是中共新型混合戰模式：一手製造恐懼，一手操控輿論。面對中共的攻擊，台灣政府應在安全範圍內主動揭露工程進度與實際成果，避免被虛假訊息搶走敘事主導權。且媒體與教育應持續強化民眾的媒體識讀能力，使社會能辨識認知戰手法。北京對海鯤號的焦慮，其實正反映它對台灣自主意識的恐懼。這艘潛艦的真正力量，不只在鋼鐵與科技，更在於背後那份「不再依附」的決心。當中共忙著抹黑時，台灣已經在行動中回答：我們不只在造艦，也在造未來。

投書中共通緝的不是人，是自由

中共官媒央視11月9日播放一段名為〈起底台獨沈伯洋〉的影片，指控沈伯洋「涉嫌分裂國家罪」，並揚言將啟動全球通緝。影片以「司法行動」為包裝，實則是一場精心策畫的政治演出。它將沈伯洋的公開言論剪接成「犯罪證據」，卻全然避談台灣民主制度與言論自由的脈絡。更令人憂心的是，中國公安部門竟以國家安全為名聲稱要跨國追捕，這種「司法越界」的威脅，已不僅針對個人，而是對整個台灣社會的恐嚇。沈伯洋回應說，中共沒有任何權力干預台灣人民的自由，這場鬧劇正好證明威權體制的虛弱與恐懼。自從北京頒布所謂《懲治台獨22條》後，中國開始把政治宣誓化為法律武器，授權公安、檢察與法院對被認定為「台獨頑固分子」的人士進行缺席審判與財產沒收。這種制度設計，目的在於製造恐懼與管控思想。凡是主張台灣主權、支持民主制度或批評中國當局的言論，都可能被冠上「分裂國家」的罪名。法律被轉化為意識形態的延伸，成為懲罰異議、維繫專制的手段。沈伯洋事件，是中共法律戰的最新樣本。中共深知這樣的指控難以在國際上立足，卻仍堅持高調操作。原因在於，真正的戰場並不在法庭，而在輿論與心理層面。當央視以莊嚴的口吻宣稱「依法追捕」，其目的在於對台灣民眾灌輸恐懼，讓人們在發聲前先自我審查，讓批評中國的言論逐漸沉默。這種策略同時也是對國際社會的試探——觀察民主國家是否會譴責，或默許中國以「司法正當性」之名進行政治追殺。若外界反應冷淡，北京便能宣稱「國際社會默認一中原則」，進一步侵蝕台灣的主權敘事。這是一場結合法律、宣傳與心理操作的複合戰，其殺傷力在於使恐懼滲入人心。根據《國際刑警組織章程》第三條，凡涉及政治性案件皆不得發布紅色通報。中國若以「分裂國家」為由通報，極可能被視為政治迫害而遭駁回。即便如此，北京仍願意耗費資源進行宣傳，正因明白「能不能抓到人」並不重要，重點是「讓人相信會被抓」。這種心理威懾的價值，遠高於真正的司法成果。對台灣而言，這是中共將長臂管轄向外輸出的新階段——從過去針對港人、異議者、記者，逐步延伸到台灣政治人物與公民社群，試圖在全球範圍內重塑「中國人不准反中」的恐懼秩序。這起事件也提醒世人，中共對台灣的壓迫已從軍事與經濟層面轉向法律與話語層面。它不再單純以戰機繞台或貿易封鎖示威，而是試圖用「司法正當化」的手法，讓威權的邏輯滲入國際體系。若任其發展，未來任何批評中國的台灣人，甚至在第三國發表言論，都可能被列入「黑名單」。因此，台灣除了強化國防，更需建立國際法律防護網，確保公民在海外的安全與權益。民主盟友亦應警覺，中國這種長臂司法若不被制止，終將威脅整個自由世界的法治原則。沈伯洋事件，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中共如何將法律變成政治工具，當威權政權以通緝之名壓制思想，真正的勇氣，是繼續堅持說出真話。自由不該成為罪名，批評不該被通緝。面對恐懼最好的反擊，不是沉默，而是更清楚地表達信念——台灣屬於自由世界，而不是極權的法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