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鑫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台灣醫政改革喊著「提升醫療品質」、「補充人力資源」、「保障民眾健康」，但口號再響，民眾還是等不到病床、留不住護理師。英國NHS改革證明，光改管理架構不碰供需失衡，可能只是空忙一場。衛福部若不敢調整健保點值、提高就醫部分負擔來改善醫護待遇，引進外籍人力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的假象。2025年3月，英國工黨政府推動的NHS改革已進入實質階段。核心措施是解散NHS England，將其職能重新整合進衛生與社會照護部（DHSC），試圖削減行政層級，讓醫療決策更直接。工黨承諾增加預算並簡化資源流動，目標是縮短病患等候時間並提升服務效率。這場變革被視為工黨兌現選舉承諾的關鍵，然而行政重組引發混亂，且醫護人力短缺問題未解，成效仍待觀察。台灣醫療體系亦正面臨結構性危機，然而衛福部的改革方向，真的能提升效率，還是只是換個形式掩蓋問題？健保長期追求「全民均等」的理想，讓醫療資源分配看似公平，但延續至今的代價是急診室塞床、護理師離職率居高不下。政府喊著要解決人力短缺，提出開放外籍中階護理人才的方案，這能救急診室和加護病房的燃眉之急嗎？還是只是健保又一次「省錢優先」的短視操作？台灣健保的設計，讓醫療決策高度仰賴政府，但資源永遠追不上需求。衛福部若只是拿外籍護佐當解方，而不是正視病護比過高、低薪壓榨醫護的結構性問題，決策效率和資源分配的壓力最終還是會回到政治體系。醫療一旦變成選舉角力的籌碼，任何政策都可能淪為面子工程。英國的經驗是旁證：工黨解散NHS England，號稱「簡化官僚」，但行政重組至今沒能解決醫護短缺，病人等候時間依然冗長。台灣若硬推外籍人力，卻不改善本地醫護待遇，可能加劇人才流失，問題只是換個包裝。有人認為健保的困境不在管理單位，而在資源永遠不足，英國NHS改革假設問題出在管理架構，但實際上資金與人力才是核心。台灣急診塞床的根源並非病床不足，人力流失，外籍中階護理人才難以應付高壓前線，甚至可能因語言與專業落差拖累品質。台灣若不從健保點值與工作環境下手，光靠外勞或行政調整，恐怕只是治標不治本。醫療作為社福體系的一環，注定是公共預算的無底洞，卻又是社會運作不可或缺的支柱。台灣民眾對健保的信任建立在公平醫療的承諾上，但急診塞床、護理師出走已動搖這份信任。衛福部若不正視現實，硬推外籍人力政策，只會讓民眾更焦慮：看病還是得等，改革卻不見實效。英國NHS的教訓在於，工黨雖號稱務實回歸政府管理，但短期內難以扭轉效率低下的局面，台灣的情況更急迫，民眾要的是「急診有床、護理師不跑」，而不是政策聽起來頭頭是道卻沒結果。從台灣政治現實看，醫政改革經長陷於短線操作，選舉壓力下，政府很難讓民眾耐心等待健保翻身，大家要的是實質改變。政府控制的拿捏，考驗的是大眾對就醫的價值觀與對公共財政現況的認知。台灣若繼續用低薪換取健保光環，最終仍然是醫護崩潰與民眾失望，更別說讓民眾感受到醫療真的變好。

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一直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透過援助發展中國家，不僅推動經濟發展，還鞏固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然而，川普政府在 2025 年初的決定——裁撤 USAID，無疑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大轉折點。這項決策表面上是為了精簡政府支出、減少對外援助的浪費，然而背後卻隱藏著更深層的戰略意涵——美國是否正在退出全球領導地位，讓中國的「一帶一路」填補這個真空？這不僅是川普政府一項單獨的決策，而是美國外交政策從「全球參與」到「戰略撤退」的重大轉變。美國一直以來透過經濟與軍事援助，確保其地緣政治利益。如今，這個決定是否代表美國放棄了其作為全球領導者的角色？或者，這只是川普政府「美國優先」政策的一部分，意圖減少不必要的財政負擔？這場爭論涉及美國的全球影響力、美中競爭、以及國際秩序的未來。美國對外援助的歷史可以追溯至二戰結束後的「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這項計畫不僅幫助歐洲國家從戰爭廢墟中復甦，還成功建立了美國在歐洲的長期影響力，確保了民主與市場經濟的推廣，並在冷戰期間有效抵禦蘇聯的共產主義擴張。USAID 於 1961 年由甘迺迪總統成立，進一步將美國援助體系制度化，專注於全球發展、民主推廣、經濟改革、以及人道援助。在過去的幾十年，USAID 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發揮了關鍵作用，幫助這些地區發展基礎設施、提升公共衛生、甚至協助國家從專制政權轉型為民主制度。這種援助並非純粹的慈善行為，而是美國外交與戰略的一部分。透過援助，美國不僅能夠影響受援國的內政，還能確保這些國家在聯合國等國際機構中的投票立場與美國利益一致，並減少這些國家向俄羅斯或中國靠攏的可能性。然而，近年來美國的對外援助模式卻面臨挑戰，特別是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美國的影響力正逐步被削弱。中國的「一帶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於 2013 年由習近平政府推出，目標是透過基礎建設投資與經濟合作，擴展中國在亞非拉地區的影響力。與 USAID 不同的是，中國的援助模式更強調經濟利益，而非民主推廣或人權改善。例如，中國向斯里蘭卡提供資金建設漢班托塔港，但在斯里蘭卡無法償還貸款後，這個戰略性港口被中國以 99 年租約方式掌控，成為中國在印度洋的重要前哨。許多國家雖然知道中國的「一帶一路」可能導致債務陷阱，但因為美國的援助不足，他們沒有太多選擇。USAID 長期被批評為官僚體系過於龐大，資金分配效率低落，甚至有時過於政治化，導致受援國無法及時獲得幫助。而「一帶一路」則提供了一種簡單直接的替代方案。中國的援助不要求受援國進行政治改革，也不干預內政，這使得許多開發中國家願意接受中國的資金，而不願意忍受美國式的監督與條件。這使得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正逐步減弱，而 USAID 的裁撤，無疑進一步加快了這個趨勢。支持川普政府裁撤 USAID 的人士認為，美國應該優先關注自身經濟，而非花費巨額資金援助外國。他們指出，USAID 的資金有時流入腐敗政府或無效計畫，未必能夠真正改善當地民生。此外，川普政府認為，美國的國家安全與經濟優先，對外援助應由私營企業或非政府組織（NGO）接手，而不是由聯邦政府負責。這也符合「美國優先」的戰略邏輯，將資源投入基礎建設、國防、以及國內經濟發展，而非「無底洞式」的海外援助。然而，裁撤 USAID 的反對者認為，這是美國戰略上的嚴重失誤。他們指出，雖然 USAID 存在官僚問題，但其提供的資金與技術支持，對許多發展中國家至關重要。一旦美國撤出，中國將進一步填補這個真空，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將被削弱。此外，美國企業也將因此受影響。USAID 經常與美國企業合作，在開發中國家推廣美國產品與服務，這有助於美國企業開拓新市場。如果 USAID 被裁撤，美國企業可能會失去這些政府支持的市場機會，反而讓中國企業獲益。如果美國要繼續保持全球領導地位，那麼裁撤 USAID 可能不是最好的選擇，而是應該進行改革。美國政府應該重新評估 USAID 的運作模式，提升其效率，並確保援助計畫能夠更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此外，美國應該尋求與盟友合作，例如透過「藍點網絡」（Blue Dot Network）等國際倡議，與歐洲、日本、澳洲聯手提供更具競爭力的援助方案，以對抗中國的「一帶一路」。如果美國選擇完全撤退，那麼未來十年內，我們可能會看到一個中國主導的全球秩序，美國在許多地區的影響力將大幅下降。這將不僅影響經濟，更可能改變全球的地緣政治平衡。裁撤 USAID 不只是簡單的政府財政問題，而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大轉變。美國是否真的準備好放棄其全球領導地位，讓中國取而代之？這個決策將影響未來數十年全球秩序的發展，美國政府必須慎重考慮其長遠影響。美國優先，是否真的意味著世界第二？這個問題，值得所有人深思。

在數位極權主義（Digital Authoritarianism）日益盛行的時代，人工智慧（AI）已不再只是技術革命的工具，而是成為最有力的政治武器之一。對極權政權而言，控制言論一直是維繫統治的核心要素，而 AI 的發展則讓這種控制變得前所未有地精確、高效且難以察覺。最近，一名 Reddit 用戶對 DeepSeek AI 進行的測試揭示了一種新的審查模式：AI 不再只是拒絕回答，而是先生成內容，隨後由監控機制覆蓋並刪除不符合官方敘事的回應。這一現象並非單一案例，而是極權國家如何運用 AI 監管言論的縮影，它展示了人工智慧如何成為數位極權體制中的核心工具，並預示了一個更加嚴密、難以逃避的監控未來。 在過去，極權國家的言論管控主要依賴於人力審查與傳統媒體的壟斷，這種方式雖然有效，但難以應對當前的數字化社會。在社交媒體與即時通訊軟體的時代，人民擁有比以往更多的管道來交換訊息、組織行動與挑戰官方敘事。這迫使極權國家必須尋找一種更強大、更具適應性的技術來維持資訊控制，而 AI 正好填補了這一需求。AI 監控技術的最大特點在於它的「無形性」——不同於以往封鎖網站或關閉新聞機構的明顯壓制，AI 能夠讓監控變得流暢且不易察覺，進而讓人民在不知不覺中接受政府的敘事，甚至產生一種「這些問題從未存在」的錯覺。 DeepSeek 的審查機制展現了一種值得深思的模式：當用戶詢問某些政治敏感問題時，AI 並非立即拒絕回答，而是先提供一個初步的、看似開放的回應，但隨後這段內容迅速被覆蓋，變成「這超出了我的範圍」之類的標準化回應。這與西方 AI 公司的內容限制方式有所不同——ChatGPT 或 Google Gemini 在面對敏感問題時，通常會選擇一開始就拒絕回答，而非先提供內容後再覆蓋。DeepSeek 的方式則顯示，它的基礎 AI 其實仍然具備完整的資訊存取能力，但有一個獨立的監管系統在其輸出層進行篩選與刪改。這意味著，極權政府已經不滿足於傳統的內容審查，而是進一步發展出一種更精密、更有欺騙性的 AI 監管技術，使人民誤以為 AI 仍然是客觀的知識來源，卻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被過濾過的資訊。 這種模式與極權國家其他的數位監控機制形成了一種相互補強的系統。在 AI 言論控制之外，社會信用系統、網路監聽與深度偽造（Deepfake）等技術都正在被用來構建一個全方位的數字極權體制。在這樣的環境下，人民的行為、思想與社交關係不僅被監視，甚至能夠被 AI 精準預測與操控。舉例來說，AI 不僅能夠分析個人在社交媒體上的發言內容，還能夠將這些內容與其他數據（如購物紀錄、旅行路線、社交圈）結合，計算出個人的「政治風險指數」。這種機制已經在某些國家內部試行，它使得政府能夠在異議分子「真正行動之前」就採取預防措施，例如限制其社會信用分數，使其無法購買高鐵票或申請護照，甚至透過 AI 偵測「潛在威脅」，提前進行約談或拘捕。 這種監控體制的最終目標，並不只是壓制異議，而是塑造一種無需鎮壓的社會環境——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內化審查機制，最終形成「自我審查」的習慣。當 AI 能夠即時糾正、刪除、甚至覆寫不符合官方敘事的言論時，人們會逐漸意識到，表達某些觀點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它們永遠不會被記錄下來。這種「消失的歷史」將會形成一個近乎完美的資訊泡沫，讓人民失去對真相的追求，而只剩下 AI 提供的經過過濾的現實。 與此同時，AI 也在被運用來塑造輿論，透過深度偽造技術與自動化輿論機器人，極權政府可以製造海量的虛假資訊，用來稀釋真實報導，甚至顛倒事實。例如，一旦有大規模抗議活動爆發，政府可以立刻利用 AI 生成數百萬條社交媒體評論，聲稱這場抗議是由境外勢力煽動，甚至創造假新聞來「證明」抗議者的行動帶來社會混亂。當大量的虛假資訊與官方宣傳同時鋪天蓋地地湧入社交平台時，真實的報導將被淹沒，人民無法再辨別何為事實。 這樣的 AI 監控體制將會讓極權政權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為穩固，因為它已經不再依賴單純的武力鎮壓，而是建立了一個全方位的思想控制體系。在這個體系下，人民不僅被剝奪了發聲的權利，甚至被剝奪了對真相的記憶。歷史將不再是由勝利者書寫，而是由 AI 重新塑造，成為一個永遠符合政權需求的敘事。這是 Orwell 在《1984》中所描繪的極權社會的終極形態，但不同的是，這不再是小說，而是我們正在目睹的現實趨勢。 DeepSeek 只是這場數字極權革命的一個縮影，但它所展現的技術，將可能成為未來 AI 監控體系的標準。當 AI 成為國家審查機制的核心時，我們將進入一個全新的政治時代——一個由 AI 監視、規範與塑造思想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最危險的並不是言論受到控制，而是人民甚至無法意識到言論正在被控制。

藍白陣營聯手近期以大幅凍結中央政府預算為手段，試圖逼迫行政院在新版財劃法上做出更多讓步。這種強勢操作讓朝野之間的對立變得尖銳，也引發社會對憲政危機的擔憂。行政院則毫不示弱，盤整去年核定的補助案，並宣示年後收回重新核定，不直接牽涉弱勢福利的部分一律先凍結五成。雙方劍拔弩張，誰也不肯先退半步。表面看來，藍白陣營在議會裡展現了空前團結。實際上，他們內部仍存路線與派系上的歧見，外部也面臨嚴峻挑戰。社會輿論並不買帳，尤其當各地基層建設經費與補助款都成了犧牲品，民眾的不滿情緒正逐漸累積。一旦衝擊到地方整體發展，原先支持藍白的一部分選民，未必會再繼續力挺。公民社會正醞釀著大罷免的聲浪，將矛頭直接指向積極推動刪減或凍結預算的藍營立委。這些政治人物若缺乏充分的正當性與替代方案，就難以逃避來自選區的選民怒火。前門對朝廷高喊「不讓步」，後院可能被罷免風潮點燃，風險實不可小覷。行政與立法本是互相監督與合作的關係，卻在這場政治角力中走向火車對撞。政府施政需要預算支持，立院也必須有理性審查的空間。但若僅以凍結為籌碼，又回以補助大砍，就無法落實政策的公共性，反而激化朝野衝突。過度消耗權力資源，最終會引發憲政體制的深層危機。政治不應淪為零和博弈。若藍白繼續擴大強硬對決，人民將看不到解決問題的建設性方案。面對民生經濟和地方建設的當務之急，朝野都應回歸彼此職權的本質，重啟溝通談判的理性空間。只有透過協調與讓步，才可能避免社會對立繼續擴大，讓台灣的民主制度陷入更深的紛擾。誰若忽視這一點，勢必自嘗苦果。

這幾個月來，教師們對「班班有鮮乳」政策怨聲載道，逼得行政院終於在近日喊停，宣布自下個學期起不再執行。聽到這消息，某老師苦笑著說：「終於結束了，我們不是反對支持農漁業，但這些問題都丟給我們處理，實在是受夠了。」班班有鮮乳政策執行以來，亂象叢出，不僅有學生周末捧著一整箱保久乳回家，遭家長大罵到底牛奶要給誰喝；有些學校的冰箱更塞滿了過期的鮮乳，成了棘手的垃圾問題。政府向農漁民拍胸脯掛保證遞出的溫暖承諾：支持國內酪農和漁民，提升學童的營養健康。但實際執行卻讓基層學校苦不堪言，讓人不得不質疑，這些政策到底是為了解決問題，還是為了塑造政績？「班班有鮮乳」政策提出的願景很美好，每週兩次提供國小學童國產鮮乳，不僅改善孩子們的鈣質攝取，也希望穩定因台紐經濟合作協定而受衝擊的本地酪農業。然而，從開學起招標不順，配套不足，問題就層出不窮。多數學校反映，因為缺乏足夠的冷藏設備，超過75%的學校選擇購買保久乳，造成市面上保久乳大缺貨，學生還是沒喝到鮮乳，這與政策支持鮮乳的原意背道而馳。學校的選擇對酪農並沒有產生實質幫助。乳業協會的數據顯示，自政策上路以來，保久乳的需求大幅增加，甚至導致市場價格飆升，從一箱八百元漲到上千元，漲幅超過三分之一。然而，本地鮮乳的銷量並未有明顯提升。農民更直言，如果這樣下去，學生習慣喝保久乳，日後本地鮮乳產業可能會越來越難生存。政策原本的善意變成了眾人的困擾，結果不但沒幫到本土酪農，反而失焦成為多方混戰的謾罵。學校行政端受到的壓力同樣難以負荷。國小老師紛紛表示，光是安排鮮乳的配送和分發，已經佔據了師生不少時間，更別提為了防範保存不當可能引發的食安問題，學校必須一再檢查和調整運作流程。有時，鮮乳送達時已接近上課時間，導致學生匆忙飲用，甚至直接浪費掉，發放鮮乳的工作到頭來成了徒增困擾的鬼見愁。類似的情形早在農業部去年推動「班班有石斑」政策時，已有相當跡象，為了消化斷了銷售管路的石斑魚，大批的台灣養殖石斑送入營養午餐廚房，營養師與廚工更頭痛要如何將高貴的石斑魚融入學童午餐。石斑魚是好東西，但充滿高蛋白的獨特口感，也不是每位孩子都能接受。為了午餐保存安全起見，廚工總是以糖醋、煮湯方式料理食斑，久了常常被學生挑食，高貴的魚種食材，許多反而進了廚餘桶。政策的誤算不僅在學生的接受度，更在於學校的設備和人力資源。多數學校並沒有適合置放大量鮮奶的設備。有些學校不得不另覓財源購買冰箱，但隨著政策喊停，新購置的冰箱頓時變得無用武之地。這些情況的背後，透露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為什麼農漁業的經濟困境要由學校來承擔解決？教育體系的核心職責是培養學生，而非成為政府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工具。政府規劃政策時一聲不吭，就把學校捲入其中，卻未提供足夠的設備與配送支持，教育現場的負擔只會越來越重。檢視這些政策，就會發現其共通點是缺乏長遠規劃和全面配套。農業部似乎習於急於推出看起來「即時有感」的方案，卻忽略了基層執行的真實困難。從冷鏈物流的空缺到石斑魚料理技術的缺乏，這些問題本應在政策推出前充分評估，但實際的政策總是在未準備好的情況下倉促上路，讓學校無奈地承擔最後的落地責任。從「班班有石斑」到「班班有鮮乳」，我們看到的不是行政資源的善用，而是政策目標的偏離和執行的倉促。政府急於解決農漁業的危機，卻選擇了一條表面最容易出成果的捷徑，將壓力丟給基層教育工作者與學校系統。然而，這樣的做法除了暫時抹平危機，並未帶來長遠的正面效應。鮮乳政策沒幫助酪農，石斑政策沒救到漁業，反而成了學校的負擔，這樣的政績，最終又有什麼能效？我們期待的，是一種更具誠意的政策思維，以長遠發展為目標，真正解決問題，而不是將學校變成政績提款機，讓基層教育成為政策的最後承擔者。在政策設計與執行間，規劃者應該多留個心眼：用一紙公文丟下來的行政負擔，錢給了，學校就受用得起嗎？ 文/周鑫（公務員）

周鑫／公務員每天早上，我踏進辦公室時，心裡都充滿矛盾。一方面，我知道我的工作在某種程度上能對社會產生貢獻；另一方面，這份貢獻似乎被重重無謂的程序和形式掩蓋，讓人感到疲憊又無力。長官的一句「你怎麼連這點小事都做不好」，有時讓我對自己全心全意投入的努力產生深深的懷疑。大家都有類似的經驗吧，感覺很差，但必須強忍下來。依據長期研究情感議題的學者Eva Illouz的研究，基層勞動者除了完成實際任務外，還需要依靠「情緒資本」的作用，這些情緒資本被用來平衡人際關係與工作需求，既是一種隱形的資源，也是一種必須投入的勞力。在公部門工作中，基層員工經常需要動用情緒資本來面對權力不對等的互動與重複性的要求，以此應對工作中的重重困境，以及接住來自長官與民眾的種種負面的情緒。重複性工作的壓力在我的工作中，經常需要處理一些重複性高、無太大意義的事務，例如填寫報表、準備會議紀錄，或者對於一些細枝末節的事情進行反覆確認。這些工作看似簡單，但卻耗費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往往讓真正需要專注的大型專案被推到最後一刻。更具體地說，像是管制單位用電、檢查電費度數的任務，本應簡單而不到一分鐘即可處理完的事務，但卻因層層管考的要求，變得異常複雜。有次因為一點度數差異，我不得不與多個單位來回溝通，花費整整一週才解決。與其說這是在解決問題，不如說是被問題消磨。而在此過程中，我不得不保持耐心、表現出合作的態度，這正是公部門的日常作業。隱形付出與權力的不對等情緒上無止盡的忍讓與付出，這與社會學家Hochschild著名的「情緒勞務」概念一脈相承：基層勞動者的情緒付出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而缺乏應有的肯定。長官的一句「這是你的職責」，無疑成了勞力被濫用的合理化藉口。記得有一次，我負責的計畫因為順利執行而獲得上級的讚許，但背後的準備過程卻鮮有人關心。當時為了完成這個任務，我加班加點處理細節，甚至犧牲了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可到頭來，得到的回應卻只是輕描淡寫的「做得不錯」。士氣的流失與隱形的負擔這種狀況不僅消耗了員工的精力，也削弱了工作的熱情與成就感。當一份工作失去了意義，只剩下為完成任務而完成任務的機械式操作時，員工自然會感到倦怠。這也直接影響到行政效率，因為基層員工難以在這種環境中保持長期的高效表現。從擺爛到隔閡的惡性循環聽到某些人的想法，令我感到相當悲傷。有位同事無奈地說：「我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隨它去，任由它亂成一團吧。」另一位則談到，無論事情做得完、做不完，他就是要準時下班，不去想考績被打乙等、甚至被懲戒這些後果，不然只會逼死自己。有人更半開玩笑的說，無時不刻都在尋找動物園有無開缺，希望下半輩子當飼養員，寧願幫河馬孔雀把屎把尿，也不想再看到民眾一面。這些反應讓我感到深深的不安，因為這些所謂的「解決之道」，似乎都與擺爛、冷漠、甚至避免與人打交道有關。這樣的態度長久下來，不僅消磨了基層員工的士氣，也無可避免地加劇了公務機關與人民之間的隔閡，直接影響了整體公共服務的品質與信任感。期許：喚起對情緒勞務的重視問題的核心，在於公部門內對於瑣事勞動價值的低估與分配不均。因此，我們需要創造出能讓基層員工反映心聲，不再被濫用勞力心力的溝通平台。或許，我們無法期待每一個主管都能改變對基層工作的認知，但我希望能喚起更多人對這些「情緒勞務」與「隱形勞動」的重視，並期待未來能有更公平、更人性的工作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