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統李登輝接受日本媒體Voice專訪，稱二戰期間的台灣人「身為日本人，為了祖國而戰」，並說「70年前，台灣與日本是同一個國家，既然是同一個國家，台灣對日抗戰當然不是事實」。

馬英九8月20日晚間，出席紀念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70週年音樂會前，罕見地接受媒體堵訪時義憤填膺的說：「一個做過12年中華民國總統、現在還享受總統卸任禮遇的人，居然會說出這樣『出賣台灣、羞辱人民跟作踐自己』的媚日言論，我感到非常震驚痛心跟遺憾。」

緊接著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洪秀柱痛批：「李登輝是不忠、不仁、不義且忘恩負義的『老番癲』，身為中華民國的前總統，還接受中華民國政府的供養，竟然說這種話，實在太過分，呼籲全民口誅筆伐李登輝，難怪他叫岩里政男，他是日本人。」果然次日多位國民黨立委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大黨鞭賴士葆表示：「國民黨團將在下會期會儘速處理《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修法》，並取消『賣國行為者』的卸任禮遇。」

從課綱爭議至今，我一直想跟鄉民分享的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學歷史？」也許大家各有各的答案，但我認為「歷史就是要讓我們學習傾聽與對話」。出生在統治階級家庭的馬英九，滿腦子就是兩蔣灌輸的天朝史觀，為了競選，這些高級外省人平日總是裝出一副溫良恭儉讓的樣子，但若有老人說出真相（即使只是陳述生命經歷），這些被黨化教育餵食，沐猴而冠的主子，立刻原形畢露，張牙舞爪地叫囂「出賣台灣、羞辱人民跟作踐自己」的仇日言論。

歷史究竟是什麼？有人以為歷史是民族的共同記憶。錯了，歷史在中國是個淪落風塵的苦命女，每個有權勢的人都想來玩弄她，因此分類方式總是隨執政者的起落而改變。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今天中國從上到下口徑一致的反對台獨，但時光倒回至1936年7月l6日，毛澤東在延安會見斯諾（Edgar Snow）時，斯諾問：「中國人民是否要從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手中收復所有的失地。」毛澤東回答：

「不僅要保衛長城以南的主權，也要收復我國全部的失地。這就是說滿州必須收復。但我們並不把中國以前的殖民地朝鮮包括在內。當我們收回中國的失地達成獨立以後，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枷鎖，我們將熱烈支援他們爭取獨立的鬥爭。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這段話在《紅星照耀中國》英文版「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New York: Random House,1948)」第88～89頁。中文版這段話一度失蹤過，現在不知恢復沒有？

當老毛被老蔣五次追剿而流落延安，自身都難保了，腦裡怎麼會想到「收復」台灣？但今天有人會拿著這段話，要中國領導人承認台灣獨立嗎？我們研讀歷史，最重要的就是必須回到當時的情境，不能以今律古。所以回到李登輝的原文，讓馬英九借題發揮的那段話是：

「該活動是『抗日』，但本來直至七十年前為止，日本和台灣原本就曾經『同為一國』。因為曾『同為一國』，故不存在有台灣與日本打仗（抗日）這樣的事實。我志願進入陸軍，而我的兄長李登欽則志願進入了海軍。當時我們兄弟倆無疑地是以作為一個『日本人』，為了祖國而戰的。」

李登輝的這段話，由於日文裡的動詞時態，不像英文中的規則變化與不規則變化一目了然，因此中文翻譯不能說翻錯。但中文動詞沒有時態，所以那段話很含糊。如果李登輝說的是70年前的祖國，那就沒有任何爭議，因為不管你喜不喜歡，當時台灣確實就是日本在統治。就算要去中國投入蔣委員長麾下當半山，除非偷渡，還是要拿日本護照出境。

因此就如姚人多所說：「政治人物的文章很少會對生命、歷史、存在與現實做出哲學性的思考。但是，他做到了。」李登輝那段話用日文讀起來，說是過去式也說得通，不盡然是包括現在。如果只是92歲的老人在做歷史陳述，馬英九與洪秀柱的回應就是在潑婦罵街了。究竟李登輝的原意是否包括現在，應請教真正懂日語的方家。日文真的很含糊，不是以日語為母語的人，永遠搞不清他們真正要表達的是什麼。但也千萬別問我，因為我是個連看A片也需要字幕的廢宅，問了也是白問。

二十多年前剛解嚴時，大學裡都還沒有台文系所，有個大學的中文系就辦了場國際學術研討會，請了1941年9月於《文藝台灣》發表小說《志願兵》，1943年代表台灣出席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被認為是皇民作家代表的周金波。當時其他被稱為皇民作家的如陳火泉、王昶雄等人，作品都已被選入國文課本；但他們的代表作都只是散文與詩，而《志願兵》這篇小說，卻明顯是在鼓勵當時的台籍青年參軍。為了平衡不同觀點，也請了同時期的台籍作家，二二八之後好像還與周金波是獄友的劉捷出席。

由於是國際學術會議，一開始都還以國語發言，結果兩位加起來一百六十多歲的老先生，改用台語爭辯；最後乾脆就用日語「溝通」。本來預備的口譯，是為了為日籍外賓服務，任務是要中翻日的，現在忽然變成要日翻中，而且兩位老先生搶著說，用的又是戰前日文，真的是讓口譯者滿頭大汗。

因為不是很了解兩位老先生爭辯的內容，會後我私下請教周金波，大概了解老先生認為當時即使是真的志願從軍，仍有兩種不同的動機，一種就是身為皇民，不必思考，做就是了；但另一種則深感台灣社會的落伍迷信骯髒等景況，非皇民化無以改善，而皇民化的最快方法則是參軍。或許周老先生年輕時真正在意的不是皇民，而是奉公；但他的想法顯然既不被台灣人接受，也不被日本人認同。

李登輝到底是怎樣的皇民？其實就跟他是怎樣的共產黨？是怎樣的基督徒？是怎樣的國民黨？以及是怎樣的台獨？總是讓人無法摸透。但無論如何，要想揣摩二戰結束前的李登輝，除了聽他自己怎麼說，同一時期台籍作家的小說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與鍾肇政《濁流三部曲》以及回憶錄張深切《里程碑》與劉捷《我的懺悔錄》，或許比迄今仍是政客所說的更真實貼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