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本書的動機，主要源於研究所論文題目《台灣戰後民營報業發展的歷史結構分析－以自立晚報為例》而來，但在杷梳論文的過程，卻無數次地讓我淚灑電腦桌前，這本書不僅帶我進入戰後至解嚴前後，在言論禁錮的困頓年代裡，新聞人與政治角力的奮戰故事與悲情歷史，且更讓我逐漸拼湊，一生貧困坎坷，奔波江湖，以文維生，卻鬱鬱不得志的父親呂振昇，為何終日以酒度日，最後在清早時刻猝逝於餐桌上，留下一杯沒有喝完的米酒與幾粒土豆。
進入新聞界，像是生命的必然。我在嘉義市的「北港車頭」（嘉義後火車站）出生，長於雲林縣西南沿海的口湖鄉，在我那個年代、那個貧瘠的海濱地區，很少人會就讀新聞科系，也很少人會走入新聞界，我不完全肯定，是不是因為父親曾在60年代前後，擔任過嘉義《商工日報》記者，以及兼任《公論報》發行與特約通訊員的關係，但也許冥冥之中，是父親的遺著《今日之口湖》(1955年，《公論報》印刷)，以及就讀高中時期，有一次放假回家，在翻閱父親的遺物時，發現仍保留幾張泛黃的「記者證」，這可能，不知不覺地，引導我進入新聞界。
現在，我仍然一直記得，沒有讀過書，而且可能也不知我大學讀的是什麼科系的阿母呂王類，她在我進入新聞界時，曾對我說：「你老爸做記者ê時陣，攏乎人叫做乞食，你做記者敢有路用？」但我仍然在1985年，進入影響我新聞生涯最深、最大的《自立晚報》工作。
可是，老實說，即使我曾就讀「世界新專」，這個在「戒嚴時期」，一個曾經收容不少被稱為「異議教授」的學校，我並不完全認知，或者說，沒有深刻體認，當記者的使命在哪裡？就像現在很多新聞傳播科系畢業的學生一樣，只想謀職養家而已。
在只有八個大學有傳播科系的「八校聯誼」年代，所謂台灣「傳播史」或「新聞史」課程，是直接切入1949年國民黨撤退來台，再銜接漢朝「邸報」以來的中國新聞發展史觀，故意跳過或忽略荷治、日治時代的新聞史，有關1949年前後的台灣新聞史，也經常直接避開敏感史實，甚有淹沒史實的現象。
如果說，我真正對「台灣新聞史」有起碼的認識，以及新聞記者這樣一個職業身分，有比較清楚認知或挑戰，是從《自立晚報》任職開始，尤其我是從所謂「社會新聞」開始跑新聞，亦即涵蓋警政、司法路線及社會百態、社會運動等新聞路線。
在1985年進入新聞界時，正值「解嚴」前夕，每天面對的是蓬勃而起社會運動，以及之後三分之二時間，負責所謂「司法、檢調」新聞，當時處理的新聞，不是黨外人士的誹謗案，就是所謂「涉嫌叛亂案」，說真的，這是個奇怪的報社，在我還是懵懵懂懂的菜鳥記者時，報館「幾乎」很少給過我什麼樣的新聞政策或干預，絕大多數新聞，都是自己身歷其境、自己判斷或從人性初衷的層面來觀察，其他上級指示，最多就是文筆或寫作瑕疵的討論。
當時內心十分納悶的是，為什麼部分所謂「大報」或資深記者的報導角度，大都跟我看到的不完全一樣，甚至有來跑新聞，而隔天卻沒見報，或者是根本不認為那是新聞，可是這些新聞，又是關係到很多人，10幾年或20多年徒刑的大案子，甚至是一個人一輩子的政治生命；另外讓我苦惱的是，他們的新聞訊息，經常都比我靈通，特別是調查局新聞，我永遠都跑不過「大報」記者，一方面應該是自己資質駑鈍，另一方面，也是我後來才慢慢了解，原來大部份機關或官員，私底下都認為，《自立晚報》是台獨報紙，黨外傳聲筒，所以就盡量少接觸或避免公開接觸，像調查局這樣的特務機關，更是嚴重。
對我而言，我一直以為，我只是單純跑新聞而已，只是把自己看到、聽到的，認為有價值的新聞呈現出來。用現在最通俗的說法，當時只不過是「據實報導」而已，而這難道不是大學新聞系學生，最起碼要修的A、B、C？
諷刺的是，不到幾年時間，在台灣解嚴、開放報禁之後，我曾任職的《自立晚報》的言論，與後來所謂「大報」、甚至之後興起的電子媒體言論相比，根本談不上什麼偏激可言；原來新聞學單純的「據實報導」、「平衡報導」的理論，在報禁解除前後那段親身經驗裡，他們卻都是默默無聲或者是故意忽略新聞存在的一群人，許多人還在大學裡兼課，教育新聞系學生呢，現在是否依然?
在那樣的政治氛圍裡，最讓我震驚與訝異的是，已經解嚴，「報禁」剛解除之際，鄭南榕(nylon)創辦的《自由時代》系列雜誌，竟然只因為刊登一篇旅日教授許世楷所撰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就被台灣高等法院檢察處﹙現在的高檢署﹚依叛亂罪嫌偵辦，當時除了《鄭南榕叛亂》案外，還有1988年初的「蔡有全、許曹德叛亂案」、1989年4月間「陳維都叛亂案」，以及1991年獨台會案、「資匪案」……….等等案件，都讓人匪夷所思。
包括其他媒體的部份記者，以及我在內，當時頂多認為，那只是當時法律的荒謬而已，然而，鄭南榕在
至今我仍無法忘懷，
在戰後經濟蕭條的50、60年代裡，文字工作待遇微薄，又經常因為政治或經濟因素停刊，聽阿母說，阿爸其實是有很多機會進入公職或公營事業，但他就是不要去那樣的地方謀職，我沒問過阿母是什麼原因，但阿母曾說，阿爸終日僅知飲酒度日，喝了酒就吟詩罵政府。
阿母很不諒解阿爸不顧家計，也不知(或不說)阿爸到底為什麼罵政府，直到最近幾年，我從阿爸的遺稿《書懷》一詩：「哪堪一錯誤前程，每憶斯時淚欲傾。忍看貧窮猶苦活，轉憐富貴亦輕生；人能似我人當醉，我不如人我不驚。唯願書香兒子繼，素齋淡飯傲公卿。」才稍許了解，阿爸的感慨；因案自殺的前鄉長、《金湖吟草》作者曾仁杰在「次振昇感作芳韻」一詩曾云：2
「難酧壯志奮鵬程，對酒狂歌把酒傾，愁裡何堪鬚髮白，刼餘猶痛釜魚生；銷磨歲月原休嘆，閱歷風塵實可驚，從此無心希上進，得時我亦不公卿。」則更讓我體會，阿爸或許跟同年代，許多失望的台灣人有類似心境。
1972年，阿爸清早飲酒猝逝在餐桌上時，才42歲不到，那時我剛滿12歲，阿爸不得志，村裡很多人都知道，但曾仁杰詩裡所謂的「刼餘猶痛釜魚生」，到底是什麼刼，也不復而知，因為詩友們大部分都已作古。
我無法推測醉生夢死的阿爸，是否與當時《公論報》被國民黨強奪有關，但他的遺著《今日之口湖》，是由《公論報》印刷，他也約在《公論報》被奪之後那段時間，更加失志，甚至因酒醉，誤換腳踏車而入獄。我想，阿爸應該不像本書中，很多在言論禁錮年代，受盡屈辱的新聞記者或政治受難者，但可能就像很多懷抱理想，卻又無法在文字工作上獲得心靈出路的文人，寧可從此沉默一生，也不甘屈身於公卿；也或許像許多戒嚴年代、懷抱政治熱誠的知識份子，由於對於政治與社會環境的失望，選擇歸隱山林。我未曾見面，戰後曾任前宜蘭縣三星鄉首任官派鄉長的岳父江朝盛(台灣總督府農林學校畢業)，他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以安撫原住民為由，避難大同鄉山區約三個多月之後，從此不再服務公職(或公營銀行)，最後以養豬、種植果樹渡過平凡的一生。
也許因為岳父的關係，在我離開第一個工作《自立晚報》之後，和許多老同事一樣，開始過著流浪媒體人的生涯，而不管怎麼變動，我的牽手江月華，始終在背後支持我的決定，在
這一本書，能夠出版，當然要感謝前《自立晚報》發行人吳三
最後，也希望將本書，獻給跟我父親同年代的台灣人，他們也許從來沒有獲得像《大江大海--1949》一樣被記錄、被理解，甚至被所謂「主流」媒體同情的待遇，但他們都是動亂年代裡，被時代捉弄，一群沉默的台灣小人物。(寫于2010.06.19)
白色恐怖時期台灣新生報的童常因匪諜案被捕,槍決前所留下的最後身影
台灣教會公報是台灣第一份報紙,創辦於荷治時期,且為羅馬拼音.戰後被迫改為中文發行.
1《文藝列車》
2曾仁杰為雲林地方漢詩人，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