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台灣報業史如果沒有《自立晚報》的存在，整個戒嚴年代將被《中央日報》與兩大報的論述所壟斷。在那個黨國與警總凌駕一切的時代，吳三連與《自立晚報》不僅為本土菁英守住了最後一塊基地，更讓微弱的本土論述得以一脈相承，這一點過往的《自立晚報》已經留下了充分的記錄。如今展讀那些泛黃的舊報紙，任誰只要是經歷過戒嚴的世代，大概都會識讀出當年那群報人如何在不觸怒當權的前提下，儘可能委婉地傳達人權、民主等等普世價值。而吳三連本人更在台灣民主發展史上的諸多關鍵事件中，扮演過關鍵角色，這些事例在過往的史料上其實一直不甚清晰，一直到最近若干口述歷史與回憶錄陸續出土，才得以還原全貌。而呂東熹一直都在這段史料的還原過程中耕耘，他的動作也很快，立即就掌握並消化了這些史料，並融入在他的分析論述中，而這部分論述的還原，對我們重新理解戒嚴時期的報業集團與政治的糾葛關係，相當重要。
當然，呂東熹的寫作旨趣，並不全在梳理《自立晚報》的興盛與衰亡，他有意地將吳三連與《自立晚報》的角色，納入兩組動態的分析架構中，一條是威權國民黨與台灣地方派系互動的架構，另一條則是威權國民黨與黨外運動互動的架構。過往分析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論述中，大多將焦點集中在選舉結盟或是區域經濟分贓的層面，很少有論者將注意力放在報紙這個領域。事實上，即使在國民黨掌控力最強的年代，文化霸權的拉扯就已經存在，只不過往昔的論述過度偏重《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這幾份刊物，相對忽略了同時期《自立晚報》的角色，而呂東熹在他的論述中則適時補上了這個空白，特別是他處理當年的台南幫曾怎麼與國民黨共同治理《自立晚報》的部分，讓人們對那個年代複雜糾纏的政媒關係，有更深切的體會。
另一方面，在當代史家梳理1970到1980年代的黨外運動史中，通常也會將關注焦點過度集中在彼時百家爭鳴的黨外雜誌，相對地也忽略了同時期吳三連與《自立晚報》在幕後所扮演的舉足輕重角色；在這裡，呂東熹的論述也同樣補上了這塊空白，說直接一點，呂東熹所書寫的「《自立》報系」史，偏重的其實是一頁台灣政媒的關係史，並不全然是單純的報業史。
除了梳理複雜的政媒關係外，我個人認為呂東熹這部著作中，另一項最有價值的部分，是他生動記錄了「《自立》報系」從衰敗到終結的最後那十年，這段讓許多人最不堪回首的十年，但恐怕也是最難書寫的十年，呂東熹記錄下來了。記得1980年代末期台灣開放報禁之際，《自立晚報》立即順勢創辦《自立早報》，儼然有以報業集團之聲勢逐鹿中原的氣概，在那個本土意識開始飛揚的年代，「《自立》報團」原本就有資格當仁不讓，順勢而起的。然而在創辦人吳三連於1990年代初逝世後，彷彿就標誌著「《自立》報系」興盛年代已然結束，就在台灣媒體開始熱炒政治新聞的那十年，「《自立》報系」卻耐人尋味地在營運與影響力上一路走下坡，這中間經營權數度易手，從統一集團的高清愿、三重幫宏福集團的陳政忠、象山集團江道生、國民黨籍中和地方政客張慶忠，到最後的民進黨籍地方政客王世堅等，都沒能有效挽回《自立》的頹勢。而這期間，「《自立》報系」內部的編輯部與工會組織，也不斷為編採自主及員工工作權與高層奮戰。但最終還是挽回不了關門收攤的命運。而呂東熹本人幾乎是全程經歷並參與了這個過程，許多關鍵的時刻他本人就在現場，不少重要的歷史記錄他也都有留存，他如果不將之書寫出來，再遲個幾年，當大家記憶逐漸淡薄，恐怕再想搶救也來不及了。沒錯，這將近十年滄桑歷程，回顧起來是令人不勝唏噓，但終究還是一頁重要且珍貴的歷史記錄，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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