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26歲的突尼西亞失業青年，希望靠路邊擺水果攤維生，但在去年底，警方以無照非法擺攤的理由，將水果攤的商品沒收，這名青年隨後以引火自焚的極端手段抗議政府欺壓民眾的手段。這個案件透過網路不斷地在突尼西亞及世界各地播送著，突尼西亞人民凝聚起一股厚實的力量去對抗政府，持續的示威抗議成功迫使獨裁總統解散政府，並流亡海外。外界認為這又是一次網路科技對抗民主的成功戰役。

突尼西亞的事件又激起了「數位科技是否能促進民主？」的辯論，數位科技固然有利資訊以低成本的方式快速流傳，但獨裁政府也可透過科技，散播有利政府的消息，用軟體封鎖不利獨裁政府的資訊。再者，即便紐約時報或英國的BBC能出現於獨裁國家之中，這些國家中的人民也不見得照單全收這些來自西方的資訊，因此數位科技與民主之間的關係仍未有清晰的答案。

Clay Shirky教授長期關注網路對社會與經濟的影響，他在本期的Foreign Affairs中批判美國的網路政策，並藉此帶出幾個他認為網路科技對社會真正的影響何在？首先他認為，採用數位科技的社會媒體對一個社會的影響是長遠的，這些工具的效果並不能立即發揮作用。拿突尼西亞的例子來看，獨裁政權並非一夕之間被網路科技擊敗，而是被社會大眾對政府的不滿所擊潰。公民在經過一段長時間地學習與利用網路後，能夠在網路中發表抨擊政府的公共論述，並在時機來臨時，有效地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沒有失業青年的自焚與社會的憤恨，就沒有Facebook的神話。

第二，Shirky認為社會媒體最重要的功能不在於資訊內容本身，而是新媒體科技在協調社會運動的廉價與強效。他提到在菲律賓、泰國、西班牙、白俄羅斯、伊朗的社會運動中，數位科技用低成本，成功地協調示威運動，用免費且隱密性高的電子郵件與低價的手機簡訊，告知社會大眾示威的時間與地點。作者也提到，或許大家高估了網路對民主的影響，而低估了手機簡訊對推生民主的能力。

第三，作者評論了共產集團的瓦解，他認為瓦解的關鍵在於「國家與公民社會的權力平衡」的變動，國家因經濟衰退，造成控制社會的能力下降；在同一時間，公民社會對於獨裁統治的不滿，透過新數位傳播工具漸漸凝聚起來，逐漸壯大。傳播工具扮演的角色不是擊斃獨裁政府的那顆子彈，而是幫助公民社會成長的助力。因此，大家不能對網路科技有過度的幻想，認為有網路就有民主，或許更精確的論述應該為：當政府權力下降時，公民社會能夠適時地透過網路科技的幫助而壯大，以此進逼政府。

第四，Shirky認為世界各國在將網路科技當作政治工具時，應該關注的是如何透過數位科技建立強大的公民社會，而非突破網路封鎖。他批判美國國務院將研發與散播突破網路封鎖的軟體，做為網路外交的第一優先是值得重新評估的，與其花錢執行可能遭到「反間」的軟體，不如關注如何透過網路科技壯大公民社會。以此觀之，中國在乎的不是紐約時報、BBC的網站內容能不能出現，他們更應擔心Google或Facebook提供的網路平台，讓推動民主的社會運動者能有效地傳遞訊息，並秘密地聯繫與協調社會運動的內容。

網路資訊發揮作用會經過兩個過程。首先，網民會接觸到資訊，接著，每一種資訊都會在不同的社會化過程中產生不同的效果。其中第二個社會化的過程才是對民主產生正向作用的時刻。在這過程中靠的是微網誌、電子郵件、Google地圖、Youtube、手機簡訊的散播與協調功能。紐約時報的文章並不是壓倒突尼西亞獨裁政府的最後一根稻草，而是一名26歲青年的自焚故事，透過這些工具的幫助，在社會中凝聚成一股政府無法漠視與摧毀的社會力。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