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地方選舉進入最後階段，候選人造勢人潮與各家民調數字成為選戰攻防焦點。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陳方隅指出，造勢現場人數不能直接換算成選票，沈伯洋即使吸引3萬人到場，其中可能有不少外縣市支持者，真正具有投票資格的比例未必相同；相較之下，國民黨透過組織動員的群眾，可能有較高比例能轉化為實際選票。他也提醒，街頭貼紙調查缺乏隨機抽樣，不能視為科學民調，選民應重視調查方法與長期趨勢，而非只看單次數字。
沈伯洋造勢有自發人潮 陳方隅：不能把現場人數直接算成選票
台灣教授協會與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傅正民主研究中心日前在台北濟南教會舉辦「如何解讀民調與選戰：用科學工具發現真與假」講座，由台灣教授協會秘書長許文堂主持，邀請陳方隅解析民調執行、抽樣方法與選戰判讀。
談及台北市長選情，陳方隅表示，沈伯洋能否勝出、蔣萬安能否連任，雙方支持者都相當緊張。他指出，選戰是「空軍和陸軍」的結合，候選人除了透過媒體建立形象，也需要組織動員與基層支持，選民則會像選擇商品一樣，綜合評估候選人的不同特質。
對於有人質疑支持沈伯洋的「洋流」是刻意營造，陳方隅表示，他曾親自到造勢現場觀察，發現參與者涵蓋不同年齡層，不少人還會跟隨團隊移動，投入程度不像單純被動員到場。他認為，這種實際觀察群眾行為與現場氣氛的方式，屬於田野調查。
不過，陳方隅也提醒，造勢人潮熱烈，不代表所有參與者都能在當地投票。他舉例，沈伯洋即使有3萬人參與造勢，其中可能只有約一半能投票支持，因為不少人來自外縣市；反觀國民黨若透過地方組織動員3萬人，實際能轉換成選票的比例可能更高。
他直言，不能因為己方造勢現場充滿熱情，就輕忽對手的組織實力，「我們沒有笑人家的本錢」。
街頭貼紙調查不具隨機性 西門町問到的未必是台北選民
對於選舉期間常見的街頭貼紙民調，陳方隅直言，這類調查沒有隨機抽樣，不能當成真正的民調，看到候選人支持度的比數可以直接跳過，但仍可視為一種質化訪談，了解部分參與者的想法。
他以2024年總統大選為例，當時街頭貼紙調查經常出現柯文哲領先的結果，柯陣營也曾據此質疑傳統民調造假。
陳方隅指出，若在西門町進行調查，接觸到的可能以年輕人為主，甚至有不少人不是台北市民。由於不同年齡、地區與身分的民眾，被選中的機率並不相同，調查結果自然無法代表整體選民。
他也談到2024年總統大選的「棄保效應」。藍白合破局後，國民黨與民眾黨都希望證明自己才是第二名，藉此爭取另一方支持者轉向投票。
陳方隅批評，柯文哲陣營當時堅持自己排名第二，甚至公布與最後選舉結果有明顯落差的數字。他認為，這類民調更像選戰動員工具，而非忠實呈現民意。
千人抽樣為何能推估百萬選民？關鍵在方法與誤差
陳方隅進一步解釋，選舉民調通常只訪問約1000人，是因為不可能逐一詢問台北市約200萬名選民，或全國約1900萬名選民，因此必須利用抽樣估計整體民意。
他說明，在一般隨機抽樣且符合相關統計假設的情況下，約1000份有效樣本的抽樣誤差約為正負3個百分點。這不代表民調算錯，而是透過區間估計，表達調查數字可能與真實支持度存在的差距。
他以擲骰子比喻，單次抽樣可能偏向某一方，若能反覆抽樣，平均結果才會逐漸接近母體真實數值；但現實中每次調查只能取得一組樣本，因此必須理解抽樣誤差與調查限制。
至於調查方式，陳方隅指出，電話訪問、面對面訪問各有不同的抽樣程序與成本。全國性面訪需要先抽出受訪者，再由訪員找到本人，費用可能高達上千萬元，具有執行能力的單位有限。
他強調，不能把所有網路調查一概否定。入口網站開放民眾自行填答的問卷，因缺乏隨機抽樣基礎，不能直接推論整體民意；但若網路調查是透過具機率抽樣基礎的方式建立受訪者資料庫，仍有參考價值。
批地方政府問卷誘導作答 民調應看趨勢而非單次數字
陳方隅也批評部分地方政府問卷採用誘導式提問，可能影響受訪者回答。
他以台中市政府購物節相關問卷為例，若題目先強調購物節帶來200億元商機，再詢問民眾對市長盧秀燕的施政表現是否滿意，受訪者就可能受到前面敘述影響。
他認為，面對這類問卷，與其只看滿意度數字，不如觀察政黨認同等基本變項的變化。他並提到，台北市府部分調查呈現的政黨支持結構，與民間民調趨勢有相近之處。
陳方隅強調，研究者選擇什麼議題，本身可能帶有價值判斷，但研究方法仍應力求客觀。他引用新北市長候選人蘇巧慧曾說的「民調趨勢就像我的羅盤」，指出民調最重要的功能，是協助判斷支持度究竟上升或下降，而不是過度執著單次調查的百分比。
主持人許文堂則回顧台灣早期民調發展，提到過去曾有民調公司仿效美國蓋洛普（Gallup），卻因調查結果受到質疑，被戲稱為「蓋離譜」。
許文堂表示，選舉涉及政治資源分配，政黨可能透過公布特定民調影響選情，也可能有受託調查單位調整加權方式，使結果偏離真實民意。他提醒，閱讀民調不能只看誰領先、差距多少，更應檢視抽樣方法、題目設計及調查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