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民主連合12日舉辦「監察院可廢，監察權不可癱瘓」研討會，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張桐銳表示，監察院彈劾權之行使，與行政訴訟同樣具有貫徹依法行政的功能，基於彈劾權的主動性、非權利保障性質，以及對於高階文官制裁的困難，獨立的彈劾權與檢察官的刑事追訴權類似，具有無可取代之功能。
由經濟民主連合主辦，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和台灣人權促進會協辦的「監察院可廢，監察權不可癱瘓」研討會，12日於台大校友會館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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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沒有監察委員，高階文官違法失職如何究責？」，邀請3位與談人：政治大學法學院張桐銳教授、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周志宏教授、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常務董事林永頌律師。
張桐銳：獨立的彈劾權針對高階文官，具有無可取代之功能
張桐銳教授說明，依現行制度，監察院彈劾權的行使，可由監察院主動行使，或因機關的移送或人民的檢舉而發動，惟機關對於九職等以下的公務人員得逕行移送懲戒法院。制度設計上可推知，彈劾權的設計主要針對高階文官。實務運作上，監察院近年來，每年通過約30件上下的彈劾文，主要針對機關首長、機關內主管人員、法官、檢察官、高階外交人員以及高階文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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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彈劾權行使涉及高度法律化之個案決定以及獨立性要求，在我國政治對抗激烈之情形下，引進國會監察使（Parliamentary Ombudsman）以取代監察院之彈劾權，亦即將彈劾權劃歸隸屬於立法院之機關行使，不僅有違憲疑慮，在政策上亦難以支持。
張桐銳進一步說明，監察院作為獨立的監察機關，在制度設計上並無不當，但須經9位監察委員審查與決定，效率甚低。惟其改變須經修憲，無可奈何。
周志宏：監察權無法行使，影響澄清吏治整肅官箴、監察院公務人員權益
周志宏教授指出，這不是憲政史上監察院第一次開天窗。監察院曾於2005年2月1日起因立法院未行使同意權而有長達3年半的空窗期，直到司法院2007年8月15日釋字第632號解釋認為「總統如消極不為提名，或立法院消極不行使同意權，致監察院無從行使職權、發揮功能，國家憲政制度之完整因而遭受破壞，自為憲法所不許。」後，立法院於2008新總統上任後重新提名監察委員，始於8月1日恢復運作。
此次監察院開天窗對於人民影響更加重大。在澄清吏治整肅官箴方面：對違法失職公務人員無法彈劾及糾舉，無法對機關提出糾正，對簡任十職等以上公務人員無法移送懲戒法庭懲戒，無法防堵違法失職法官、公務人員、學校教職員及性平事件涉案人員之提早退休、資遣。
其他還有：對違法任用之處理、長官違反行政中立之處理、法官之不付評鑑與移送職務法庭、大法官違反自律涉及懲戒之處理、聲請先行停止被付懲戒人之職務、公務員違反《財政紀律法》之處理、違反《公務人員保障法》第92條規定違失人員之處理、怠於辦理安全查核之相關機關人員之處理、違反《公共債務法》之移送懲戒、未達《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進度之懲處；無法防堵違法失職。
另外，也影響監察院公務人員權益：監察院聘用人員約聘的核准、監察院公務人員陞遷評分標準的修訂等。
周志宏表示，讓監察權無法行使，產生憲政機關空窗期，不但違憲，也使得公務人員，特別是簡任以上高階公務人員及政務人員之違法失職無法即時有效處理，縱放違法失職人員提早退休或資遣，對於違反人權事件無法即時調查處理，對於陽光法案與揭弊處理也產生深遠的不利之影響。這都是全民所不能容忍，也是憲法所不許的違憲作為。
林永頌：若缺乏外部監察權調查問責，司法封閉體系的同儕包庇將更加惡化
林永頌律師指出，監察權作為外部監督機制，在司法改革與高階法檢違法失職究責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回顧《法官法》自2011年立法、2012年1月6日實施法官評鑑制度以來，監察院始終扮演監督要角。在2020年7月17日修法前，法官評鑑制度規定人民不可直接請求評鑑，需透過法務部許可的民間團體（如民間司改會）協助過濾並代為請求；當時若評鑑委員會認定評鑑成立，必須移請監察院調查彈劾後，再移送職務法庭審理懲處。當時送評鑑總件數雖少（每年約5至15件），但經民間團體專業過濾後成案率高，例如2015年15件中有5件成立移送監察院、2019年13件中有6件成立。
然而，2020年7月17日修法後開放人民可以直接請求評鑑，卻同時廢除了民間團體代為請求的規定，並允許評鑑委員會成立後可直接移請職務法庭，無需經過監察院。林永頌律師引用簡報統計數據說明，修法後評鑑總件數雖呈現暴增——從2021年的179件、2022年的323件，一路攀升至2023年的337件與2025年的328件，但評鑑成立移送的案件卻極度微少，每年僅有1至3件（如2021年2件、2022年3件、2023年2件），民眾直接請求的成案幾乎全數落空。這顯示在欠缺民間團體協助過濾與輔助配套下，缺乏專業門檻的直接請求反而導致制度懲戒效能大幅倒退。
林永頌強調，司法圈官官相護情況嚴重，若缺乏外部監察權的調查與問責，司法封閉體系的同儕包庇將更加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