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論》「法律允許的就是對的」？ ——從自然法哲學拆解林沛祥霸凌言論的根本謬誤

台灣現行法律體系對「霸凌」的規制，不僅存在，而且層次分明。依據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四條，霸凌的法定定義是「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肢體動作、電子通訊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這不是「法律的空白」，而是法律的明文界定與禁止。

更值得注意的是，林沛祥發言的時間點：2026年7月初，正是台灣《職業安全衛生法》職場霸凌防治專章正式施行的同一週——這項在2025年12月三讀通過的修法，首度將職場霸凌明確入法，明定雇主未盡防治義務最高可罰450萬元罰鍰。就在台灣社會以新法向霸凌宣戰的歷史時刻，一位立院黨團書記長，卻發表了一個在法律事實上全然站不住腳的護短言論。

二、法理謬誤：「法律不禁止」不等於「道德上是允許的」

即便退一步，假設某種輕微的霸凌行為一時尚未達到法律追訴門檻，林沛祥的邏輯依然犯下法哲學上的一個古老而嚴重的錯誤：將「法律底線」誤作「道德許可證」。

這個謬誤的實質是「法律實證主義的濫用」。法律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強調法律的效力來自其形式上的頒布程序，與道德內容無涉。然而，連法律實證主義最具代表性的倡導者、英國法哲學家哈特（H.L.A. Hart）都明確指出：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標準，而非道德的全部。「法律未禁止」充其量只意味著國家暫不動用公權力制裁，絕非意味著行為在道德、社會或政治層面是「可以接受的」。

哈特的論辯對手、自然法陣營的美國法學家富勒（Lon L. Fuller）更直接指出：法律本身就內含道德維度，一套法律秩序若要具備正當性，必須符合指引人類行為趨向合作與共善的道德原則。林沛祥的邏輯，恰恰是把哈特的「法律與道德分離」論斷，片面地、過激地理解成「只要合法，道德無從置喙」——這不僅是對哈特的誤讀，更是富勒所竭力批判的思想傾向。

三、自然法的千年叩問：法律之上，還有更高的法

林沛祥的邏輯失誤，在西方哲學傳統中有著極其深遠的反例。自然法（Natural Law）哲學從古希臘、羅馬，綿延至中世紀神學、啟蒙時代乃至現代人權理論，其核心命題始終只有一個：人定之法（positive law）之上，存在著更高的道德法則，人定之法必須符合這更高的標準，才能獲得真正的正當性。

西元前一世紀，羅馬雄辯家與哲學家西塞羅（Cicero）在《論共和國》（De Re Publica）中寫下了自然法最著名的宣言：
「確有一真正的法律——即與自然相符的正當理性——它普遍適用於所有人，永恆不變、亙古長存；以命令召喚人盡義務，以禁止嚇阻人為非作歹……它在羅馬不是一回事，在雅典又是另一回事；現在是一種樣貌，將來又是另一種——而是一部為所有民族、所有時代同樣有效的永恆不變之法。」

西塞羅的洞見告訴我們：真正的「法」，不是人類隨時可以訂立或廢除的規定，而是植根於人性與理性之中的道德秩序。一個聲稱「只要在法律規範內都是允許的」的立法者，若他的「法律規範」本身是道德殘缺的，其說法不過是以空殼充實質。

四、阿奎那與「不義之法非法」

中世紀神學家聖托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將自然法思想推向了最精密的系統化表述。他的名言是：「不義之法，根本不是法。」（Lex iniusta non est lex.）

阿奎那的論據是：法律要具備真正的效力，必須同時滿足三個條件——目的為公共福祉、制定者具有正當權威、施加的義務公平適用於所有人。一部法律若僅具有形式上的合法外衣，卻在實質上違背理性與正義，它在道德良心上根本不具備拘束力。
這個命題對林沛祥的言論構成了最直接的哲學反駁：就算我們退一萬步，假設台灣的法律體系對某種霸凌行為真的「沉默不語」，自然法告訴我們，法律的沉默不等於正義的背書。人的良知所辨識的是非善惡，是先於任何制定法的判準。霸凌傷害他人的人格尊嚴，這不需要法條明文寫出才算「不對」。

五、馬丁路德金的一封信：最有力的現代詮釋

自然法哲學距離我們最近、最具感召力的實踐示範，或許是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於1963年在伯明罕監獄中寫下的那封信。

他在信中直接引用阿奎那的框架，寫道：

「一條正義的法律，是與道德法則或上帝之法相符的人定法則；一條不義的法律，是與道德法則相衝突的法則……用阿奎那的話說：不義之法，是沒有根植於永恆法與自然法的人定法。任何貶抑人格的法律，都是不義的。」

他進一步說：「人不只有法律上的，更有道德上的責任去服從正義的法律。反之，人有道德上的責任去拒絕服從不義的法律。」

馬丁路德金所抵抗的，正是當時美國法律體系中「在法律規範內」的種族隔離制度。林沛祥那句「只要在法律規範內都是允許的」，若放在1960年代的美國南方，等同於為種族隔離者護航。以「合法」為「正當」的護盾，從來都是強者迴避道德責任的慣用伎倆。

六、邏輯謬誤：三重陷阱疊加

在自然法哲學的宏觀批判之外，林沛祥這段話還在論證結構上同時犯了三個可辨識的邏輯謬誤：

稻草人謬誤（Straw Man Fallacy）：記者與輿論的核心問題是「霸凌者是否適合代表公眾從政」，但林沛祥掉包成「言論自由的邊界」，迴避了對霸凌行為本身進行是非評價。

迴避問題謬誤（Red Herring）：「民主法治」、「言論自由」是崇高的抽象原則，卻在此被用作煙幕彈，讓聽者誤以為他在認真回應問題，實際上他根本沒有直面「霸凌者應否退選」這個具體問題。

循環論證（Circular Reasoning）：「在法律規範內都是允許的，所以我尊重」，邏輯鏈的核心是「法律允許的是允許的」——這是同義反覆。他從未論證霸凌究竟是否真的「在法律規範之內」，而是以一個待證的前提充當結論的論據。

七、政治責任：書記長不只是在個人失言

林沛祥並非一般的黨員或地方人士，他是立院黨團書記長——黨的立法策略核心成員。他的發言，等同於黨對此事的官方態度。

當一個立法黨團的書記長，在一個涉及校園霸凌的公眾事件上，以「法律規範之內」為由隱性為施暴者護盾，他向社會傳遞了一個危險訊號：政治保護可以凌駕道德責任，霸凌者只需沒被起訴，就可在黨的「尊重」之下繼續征戰公職。這對正在遭受霸凌的青少年、對職場弱勢者、對所有期待公職人員具備基本道德素養的公民，是一次制度性的傷害。

結語：法治是道德的起點，不是道德的替代品

西塞羅說，真正的法律是「與自然相符的正當理性」；阿奎那說，不義之法根本不是法；馬丁路德金說，我們有道德責任去拒絕不義的命令。三位跨越兩千年的思想家，都在叩問同一個問題：人定之法的邊界，不等於良知的邊界。

「只要在法律規範內都是允許的」——這句話若出自一般市民，可以理解為法律認識的不足。但出自立法機關的黨鞭，它暴露的是一種選擇性的道德退縮：在政治利益與是非判斷發生衝突時，以法律程序作為盾牌，逃避任何實質的道德表態。

自然法哲學用兩千年的積累告訴我們：法治是文明的起點，但法律的沉默或許可，從不等同於道德的善。一個選擇以「法律允許」為護盾、而非以「是否傷害他人」為判準的立法者，不只在哲學上站不住腳，更在政治上辜負了那些將選票交給他的人。

作者：江建祥律師，1978畢業於政治大學法律系，服完軍法預官役，返回政大取得法學碩士後，於1983移民美國，並在加州首府McGeorge 法學院取得Juris Doctor 學位。曾任南加州聖伯納帝諾郡副檢察官（Deputy District Attorney），專精民刑事訴訟，後轉任律師服務洛杉磯僑界近40年。